耶鲁学院成立于1701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三所高校之一。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在最好的和最真正的意义上，耶鲁大学一直胜利坚持从创建就有的保守主义。”［1］耶鲁自成立以来固执地坚守着自由教育理念，以期造就能“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的精英人才。纵观美国大学300多年的发展史，每当出现改革激流的时候，耶鲁大学总是坚定地捍卫大学的共同价值，发扬学院文化，在变化纷繁的社会中成为精神启蒙的灯塔，《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耶鲁报告》是耶鲁学院的法人与教师团体为回应当时对古典课程的批评、指责而形成的，它充分肯定了古典教育的价值和地位，成为捍卫自由教育，强调精英教育的“圣经”，同时也是美国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史学家鲁道夫•弗雷德里克（Rudolph Frederick）高度评价《耶鲁报告》。他指出：“耶鲁报告是一份辉煌的文件，它肯定了人文传统……然而同时也给了那些希望学院保持不变的人令人信服的理论武器。”［1］
一、《1828年耶鲁报告》的时代背景
19世纪初，美国正值产业革命的时代，工业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动荡。在大学里，大大小小违反学规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往往根据学生损害学校利益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处罚，而学生们却认为学校的处罚不公平，也太严厉，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受到侵犯，因此学生集体反抗学校管理制度的抗议事件频繁发生。普林斯顿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都先后发生类似事件。校方将无悔改之意的学生除名，以此来平息学生的抗议运动，却因此名誉受损，还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学院因忽略和排斥实用科目，坚持开设大量的古典课程，尤其是枯燥无味的古典语言课，更是引起了学生和公众的不满。
面对美国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现实，以及从欧洲涌入的大量新思想和新模式的影响，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美国高等教育要适应一个蓬勃发展的共和社会的需要。强调民主价值、注重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的高等教育改革派提出了各种对传统学院教育及其课程内容进行改革的设想，比如修订传统课程、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系、设置新教席、创办新学院等。各种改革尝试的焦点集中在改造传统学院实行的古典课程必修制度上。
有趣的是最初的两个重要的选修制改革尝试，分别发生在当时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所大学，也就是哈佛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里。托马斯•杰斐逊一开始希望在其母校威廉•玛丽学院进行课程改革，由于无法推行，转而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打破“垂直”安排的必修课传统，“平行”开设古典语言、现代语言、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历史、解剖学与医学、道德哲学、法律8门课程，赋予学生一定的选修课程的自由。而第一批求学德国的美国学者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从哥廷根大学返回哈佛后，即尝试将选修制引入哈佛。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现代语言系开始实施选修制，允许学生选择一些课程。选修制被引入美国最古老的大学，虽遭遇到阻力而不断反复，但渐成燎原之势。同样古老的耶鲁开始深感捍卫古典课程和自由教育的责任重大。
选修制其实是当时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先声，这是对古典学院模式和权威的挑衅。选修制以及选修制本身所代表的功利主义教育观，使盛行于美国传统学院的自由教育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素以保守而著称的耶鲁大学校园开始不平静起来。1827年，身为耶鲁校董、州参议员，并且是熟知古典课程的诺伊斯•达林（Noyes Darling）认为旧有的课程已经不合时宜，他建议取消课程中的“死亡的语言”课（也就是古典语言课）而代之以现代语言课程。一石激起千层浪，达林的建议一出，在耶鲁学院形成巨大的反响。为此，耶鲁学院成立了一个由院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戴是耶鲁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817年起至1846年止，前后29年，卸任后又做了21年的董事会成员）、诺伊斯•达林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了耶鲁学院的法人与教师团体，并召开教职员工大会，对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之间的争论进行专门研究，调查学院的教学情况，尤其对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的效果进行调查［2］。
五人委员会充分考虑了学院的有关情况，广泛征集了教职员对学院发展的意见，于1828年发表报告，报告针对古典课程的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重申了耶鲁的自由教育理念。这个报告最初发表于《美国科学与艺术学刊》，题目是《一份关于自由教育课程的报告》（A Report on the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后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耶鲁报告》（Yale Report of 1828），报告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份报告旨在维护耶鲁学院的古典教育地位，为古典文学撑腰，为必修课辩护，为自由教育提供理由，为严格管教进行说明。
二、《1828年耶鲁报告》的内容
《1828年耶鲁报告》分为两篇，一篇由董事会成员负责撰写，另一篇由教授负责撰写。后者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学院的教育计划进行考察分析，由院长戴写成；第二部分主要对古典语言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由耶鲁学院拉丁和希腊文教授詹姆斯•L•金斯利（James L. Kinsley）执笔。
《耶鲁报告》明确提出：耶鲁学院将恪守自由主义教育传统，继续实施古典学科教育，运用古典学科知识的学习把自由的原则植入年轻人的心灵，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度优雅的举止、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学生通过古典学科知识的学习获得纯粹的真理。耶鲁学院的课程体系是适宜的，应予以维持。《耶鲁报告》集中阐述了耶鲁学院的自由教育立场，并对美国传统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有价值、负责任的思考。自1828年以后，耶鲁每一位新校长上任都会重申自由教育的理念，在耶鲁历史上每一个重大变化的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由教育。
（一）学院教育的目的：训练智能，磨砺心灵
《耶鲁报告》认为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而传统学院的目的是实施自由教育，造就社会领袖和精英。学院教育之目的，其实也就是自由教育之目的，而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智能训练”，在于通过使用古典语言讲授传统课程的方式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也就是说，通过学院教育，学生要扩展及平衡心智能力的发展，具有自由而全面的视野，塑造美好和谐的性格［3］。报告认为，即使掌握一般的手工技能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练习，心智能力的训练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严格、持续而系统的努力。为了达到完善智能，磨砺心灵的目的，学院里学科和课程设置的标准就是要有助于训练和发展学生的注意力、思维力、观察力、判断力、想象力、记忆力，激发并指导学生天赋的充分发挥和展现。
报告认为：“学院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仅仅包括几门学科知识的部分教育；也不在于提供一种几乎包括了所有领域的零碎知识的肤浅的教育；更不在于传授任何专业领域的具体知识的专业教育或实用教育；而是在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许可的限度内着手提供一种全面的基础教育。”［3］这就是说，学院教育目的并不特别专注于某一具体专业或职业领域知识的传授，而是为所有的专业研究及职业生活奠定统一的基础，并替代家长对学生实施父母般的监护。同时，报告进一步认为全面教育是与片面教育相对而言的。全面教育只能通过全面的心智训练来完成；只采用一些片面的或职业性的科目来进行教育，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片面的教育。
《耶鲁报告》所倡导的全面教育，其实就是一种自由教育。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反对传授杂乱无章的经验。报告认为，心智训练的课程与那些职业训练的课程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只是有两点须注意：一是学生在学院有限的三、四年中，不可能什么都学，只能是抓住主要科目，奠定必要的基础；二是职业训练应以自由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前一点是个轻重的问题，后一点是先后的问题。而美国高校当时推行的选修制改革，其实是为了迎合社会那些庸俗、狭隘和利欲熏心的要求，从而降低教育的质量，而无法达到为人的一生做准备的目的［4］545-546。
（二）学院的教育内容：古典学科和课程
为实现心智训练和全面教育的目的，《耶鲁报告》认为，必须确定一些有益的学科，采用一些有益的教学模式。而古典学科应该是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古典学科建立在“训练”和“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是年轻人未来生活最好的基础，是自由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就是学院教育内容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接受的完整的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训练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是乏味的，但却是心智训练的有效途径。
古典学科不仅具有极高的品格陶冶与心智训练价值，还表现出较强的实用价值。古典学科自身能够为任何程度的智力训练提供材料，这一训练将贯穿青年学者从启蒙直至成熟的全部过程。古典学科研究的领域自语言基本要素的学习一直拓展到文学研究的最繁难最深奥的问题。这一领域涉及心智的每一方面，记忆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与想象能力均受到训练，得以提高。古典学科的学习为专业研究和职业生涯作了最好的准备。缺乏古典学科知识的专业或职业工作者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上奔波于职业生计，并且获得较大成功的机会也要少得多。 例如，语言的解释和正确运用，对神职和从事法律职业尤为重要。现代语言虽可作为一种技能或造诣，但不能作为必须掌握的东西。如果因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使用现代语言，就认为它比古代语言更为实用，则是错误的。应该考究的是，什么学科提供最好的智力修养，并蕴含美国文学中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奠定职业学习的最扎实的基础。当然，《耶鲁报告》并不反对学习现代语言，而是主张学好古典语言及经典著作。《耶鲁报告》断言，那些谙熟古典文学，并同样地掌握了现代某种非英语的欧洲语言的人，最富有潜力和发展优势。选择有效的内容训练学生各种感官，进而发展精神力量，并让精神力量按照人的意志从一种学科迁移到另一种学科，从一般的学习迁移到生活中的各种职业。当然，训练心智的学科不限于古代语言。耶鲁的教授们认为，要求未来律师学习物理或要求未来的教师学习圆锥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助于心智之训练。当时，学生通过数学掌握推理艺术；通过自然科学学习演绎；通过逻辑学习思维艺术；通过写作，获得系统的精确的表达能力；通过有效的讨论课，变得敏捷、灵活。
《耶鲁报告》对耶鲁学院所开设的主要课程进行了考察，详细地介绍了每一门课程的作用，同时还肯定了必须在学院课程中的文学和科学各个不同分支之间保持合适的比例，来形成学生的均衡发展。如《理论数学》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描述性推理能力；《物理》有助于训练学生的事实性的描述、归纳以及寻找可能性根据验证结论的能力；《古典文学》能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及审美能力；《英语阅读》能训练学生的阅读、写作及表达能力；《逻辑与心智哲学》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修辞与演讲》则向学生传授口头表达的艺术；《作文》则提高学生书面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与简洁性。耶鲁学院尤其重视讨论课，认为能有效促使学生思维敏捷，表达流利，且富有激情［5］。
（三）学院的教学方法：演讲和背诵
《耶鲁报告》始终坚持古典学科和传统课程，而传统课程强调纪律和训练胜于知识的掌握。因此，耶鲁学院的教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这种假设认为学院教育的更好部分是对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礼拜和虔诚的习惯；勤勉学习的习惯；良好的品行和行为习惯；举止端庄和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习惯等。报告认为，演讲是适宜的教学方法。演讲的最大优点在于这一方法需要演讲者做出最大的努力，加快演讲者取得专业学术成就的步伐；这一方法还将给学科发展带来启示，为学科发展增添活力，有助于学科最新成果的交流；高水平的演讲还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其学习动力。不过，演讲法常常不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心智能力，学生只能坐在那儿静听，缺乏心智能力的积极参与，因而有必要辅之以背诵的方法。必要的背诵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学习方式，指定学生背诵具体的内容，尤其是集中背诵一本教材的内容可对学生的心智能力实施持续有效的训练，同时避免了学生涉猎不同的教材而导致知识上的混乱与理解上的无所适从。
对于其他学校所推行的选修制试验，耶鲁将不予采纳。原因在于美国的学生不像德国大学的学生那样成熟，那样具有较为充分的教育准备，他们尚缺乏设计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能力，尚不能正确利用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美国大学的学生对构成高深学术成就的统一基础的各类确定无疑的知识尚难以准确地把握，因而把自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利交给学生是一种轻率的举动。因此，那种企图把德国大学的自由选修制与专门研究制引进美国学院的做法是荒诞不经的，进入耶鲁的学生必须学习耶鲁学院的必修课程，耶鲁所规定的必修课是每一位接受完整教育的学生所必须学习的科目。报告宣称，耶鲁学院必修课程涵盖了接受全面教育的个人所应通晓的全部科目，这种自由教育的课程在造就绅士的同时，还能向工匠、工人及农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美国自由教育的“圣经”
《耶鲁报告》自发表到美国内战之前，影响非同小可，它使在高等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使一些高等学校兴起的课程改革浪潮受阻于一时。也因为这份报告，旧的课程又在耶鲁牢牢占据了半个世纪。耶鲁学院本身也成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堡垒。直到19世纪70年代，耶鲁的学生仍然必须学习拉丁语，只是可以比以往少学习三分之一；在三年级可以少学习一学期的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增加两学期的微积分；在修辞、逻辑和精神与道德哲学课程的要求方面基本没有变化。而此时的哈佛却已经取消了三、四年级的全部必修课。到1884年，当哈佛已经取消了入学中的希腊语要求时，耶鲁还徘徊在选修制的边缘，当时的耶鲁学院校长诺厄•波特(Noah Porter)仍然恪守《1828年耶鲁报告》的精神，捍卫古典语言课程
［4］548。
即便这样，《耶鲁报告》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文献，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也有着显著的位置，“是美国高等教育方面一次与众不同的、负责任的、深思熟虑的尝试”［6］。报告不仅对当时美国的学院教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而且在美国受到欧洲各国的各种思潮和实践的冲击时，充分考虑了美国的状况。报告认为要办好学院，有必要学习欧洲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但不能一味照抄，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修改。
作为捍卫古典文科教育的重要文献，《耶鲁报告》努力延续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强调面对新的时代进一步更新或充实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例如，《耶鲁报告》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也不反对知识的实用价值，只是主张在特定的阶段应接受心智训练，这比在这个阶段接受实用训练更为必要。它肯定了心智训练是一种最有效的职业准备，而不仅仅是为了人格和道德的养成。在这方面，它使得自由教育更接受于务实的社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荣幸地调和了激烈冲突兴趣，将教师对文化的要求与国家的实用倾向，将中层社会的家长对英才的渴望与学生对职业训练的需求等等，统统融为一体了。”［6］
虽然《耶鲁报告》无法挽救大学里的古典课程走向衰亡的命运，但美国大学一直在寻找古典课程和自由教育的替代品——核心知识和文化。例如，后来的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明和人文学科课程都是这一努力的重要例子。这些都说明，《耶鲁报告》最为深刻的意义在于，探索如何使高等学校在剧烈变革的外在环境与高等教育内在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使高等教育不因流俗而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参考文献
［1］ 王英杰. 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教育研究, 2003(3): 1-6.
［2］ 耶鲁报告(一)［J］.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8(1): 24.
［3］ Melvin I， Urofsky. Reforms and Response: The Yale Report of 1828［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95（1）: 61-64.
［4］ Arthur Levine. Handbook on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78.
［5］ 耶鲁报告(二)［J］.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2008(2): 24-29.
［6］ Jack C. Lane. The Yale Report of 1828 and Liberal Education［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87（3）: 326-335. |
85597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