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被称之为新增长中心的新城市区或新产业空间。这种新增长中心充满活力，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增长中心倾向于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扩散，它引导大都市圈向多中心城市演进，逐步形成了一个与大都市核心区互补与竞争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结构模式。
　　
　　一、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与多中心结构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使得大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景观变得非常复杂。根据新增长中心与大都市区的关系及新增长中心的功能不同，可以将新增长中心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副中心区。副中心通常与城市中心区保持快捷便利的交通联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一般与城市中心区在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当城市中心区出现集聚不经济时，城市通过建立副中心把部分功能分散出去，以避免中心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对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边缘新区。边缘新区一般位于大城市核心区边缘，有些以“飞地”的形式存在，它是伴随着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加速，中心城区功能逐步外迁，而在大都市边缘逐步形成的功能比较完善，且相对独立于大都市的新城区。
　　三是新产业空间。它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为基本特征的区域。新产业空间往往是在以一种或多种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园或产业园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新产业空间之“新”，最根本的在于它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与新的城市空间的有机结合。
　　四是发展走廊。由两个大城市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形成新的发展区域，这些新区域大多沿着交通通道发展，比较容易被纳入到大都市圈的空间经济系统之中，故称发展走廊。发展走廊是一种“准城市化地区”，它是城市与农村各种要素在一定地理区位上高度混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形态。
　　五是专业化城镇。它们是指在大都市外围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专业特色城镇。这些专业化城镇或者依靠兴办专业市场而发展壮大起来，带动了城镇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或者依靠自身的区位交通、商贸物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农优产品等优势条件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小城镇。
　　上述五种新的增长中心之间有时存在着重叠关系。比如，边缘新区可能同时又是副中心区和产业园区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沿海发达的大都市中的企业纷纷向城市边缘区迁移，新兴产业在边缘区兴起，大规模的工业园和商业服务网点也有的落户于此.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新城区逐渐形成。这些新城区有的是在新产业区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则依托边缘城镇发展起来.不论哪种情况，它们往往都是异军突起，扮演了区域新增长中心的角色。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不仅使大都市由单中心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城市结构演进，而且新增长中心自身的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大都市的部分职能逐步分散到了这些新的增长中心之中，从而减轻了大都市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组团式的卫星城市结构，从而提高了新增长中心的空间容量。
　　从全球角度看.新城模式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产生的特定问题孕育而生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在我国，新增长中心的出现除了冀望它们能缓解不堪重负的中心城区所承担的发展压力之外，其得以崛起并快速发展也是一系列因素变革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功能转型，等等。可以说.改革开放提供了新增长中心出现的体制条件，城市化的发展为新增长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推动力，而这一切又使新增长中心产生了独特的后发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后发优势就是新增长中心有较低的体制成本和新的运转机制。众所周知，在我国各城市中，新增长中心的发展始终是在国家财政、信贷、土地等特殊优惠政策强力牵引下，在地方政策大力扶植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新增长中心就摆脱了传统体制的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先导区。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引领护航、体制创新和政府角色转型都大大地降低了进入区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从而强化了本区的竞争优势，使新增长中心成为新的区位利益核心。由于新的增长中心自身的活力和优势，原来的区域空间格局和空间均衡被打破。
　　由此可见.在我国，大都市圈内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着它自身的背景条件。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比起国外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结构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关系。而这种内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和大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竞合关系。
　　
　　二、圈层结构：大都市区与新增长中心的内在关系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使得大都市圈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在不平衡中向前发展。约翰·弗里德曼用“核心一边缘”的关系来描述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在大都市圈层面上形成的“核心一边缘”关系中，中心城市充当着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职能。然而，实践表明，“核心一边缘”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单向的，大都市圈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尤其是在大都市区边缘地区，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使得作为整体的“边缘”被打破，使“边缘”的整体发展惰性受到制约，从而大都市圈域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加快，这是一种多中心整合过程，它运用合力推动了边缘深化。
　　边缘深化是指在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边缘区经济增长加快，边界出现弱化和消散现象。边缘深化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边缘消散型深化，一种是边缘增长型深化。边缘消散型深化是大都市核心区辐射能力增强使中心与边缘界线趋于消失的现象，表现在增长极的辐射力量越来越强，其半径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范围的“边缘”进入到多中心城市结构中，使得大都市较高级的功能得到提升，然后再辐射到距离更远的周边，形成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边缘增长型深化是边缘地区自身经济迅速增长而使中心与边缘界线消失或弱化，表现在区域一体化实践推动下，制度变迁为一些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增长中心，与其相应的大都市圈层结构得以形成。
　　这两种深化途径都是对边缘起到弱化、稀释和消散的作用，使边缘整体的发展水平上升。其实，边缘深化所面对的是大都市区与新增长中心的内在关系问题。传统理论强调的是边缘消散型深化，它坚持认为中心与周边差距的缩小是由中心城市主导的。事实上，在存在制度障碍或交易成本过高的条件下，边缘增长型深化在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中，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中心可能不止一个。可是，一个地区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增长中心.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一.新增长中心区必须要比原有的经济中心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和吸引力。第二，新增长中心区要比其他的候选地点更加具有竞争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都市圈范围内.新增长中心不断涌现，表明这个地区正在繁荣且充满活力。当然，在此丝毫不想低估大都市区本身的辐射能力在边缘深化中的作用。相反，把大都市圈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看作是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之间的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
　　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这种共生共长的区域，可称之为“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空间是指大都市核心区，以及那些同时承受城市与农村行为的高密集的城市化地区，它是建立在区域整体性发展基础上的都市圈空间形式。“城市化空间”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理论.而是试图将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的资源空间配置整合起来，探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圈层结构形态。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不同，都市核心区与新增长中心在“城市化空间”的结构形态上的表现自然也就会有所区别。归纳起来，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形态及其内在关系存在着如下几种情况：
　　圈层结构形态I：都市核心区+副中心区。大都市区内副中心的出现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从核心区与副中心的关系来看，建立新的副中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商务功能在现有城市中心的过度集中，从而创造一个工作、居住和休闲平衡的空间。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与城市中心区存在很强的依赖关系，即在区域分工方面，二者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城市功能。因此，保持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协调好二者的发展关系至关重要。同时，核心区与副中心区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副中心区直接面临来自城市核心区的竞争。并且处于劣势。政府有必要通过规划和配套政策来适当限制中心区发展，引导城市功能向副中心区转移。
　　圈层结构形态Ⅱ：都市核心区+边缘新区。边缘新区是大城市增长本身带来的新的城市形态。边缘新区一般居于大都市核心区边缘.但其功能却与大都市核心区紧密相联。边缘新区的增量发展速度大多快于传统的老城区，这已成为一个共同的趋势。我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等。它们都成为这些城市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因此.边缘新区属于新的“增长中心”或“增长点”，它的经济繁荣和活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开放程度较高，住房价格和户籍门槛相对较低，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新的移民除了转移到都市核心区内部的一部分外.大量地转移到了新城市区内。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追逐经济增长中心的流动倾向较为明显，随着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这个特征也将愈益突出。边缘新区在分散中心区人口就业压力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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