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理论

    　　（一）结构转换理论
    通过对跨国的发展经验总结，以钱纳里等人（1988）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向人们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性统计规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有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经济结构模拟，就可以提出一个被称之为典型化的结构变化标准。用该标准对照各国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事实，就可以找出结构偏差的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结构转换带动就业结构转换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与此相应，产业结构转变带来了就业结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人数相对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然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并不必然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推进，它可以有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有时则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到第三产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方向，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这种变化是消费需求转变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在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拉动农业增长的需求力量逐渐削弱，农业的相对地位也就下降了。同时，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等），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群体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结果带来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对应农业部门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也在发生着相应地调整。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对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工业部门面对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部门，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流入的结果，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业部门就业比重提高。当一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步入大众消费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此时，居民消费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服务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随之上升。
    表1显示了一个标准化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随着收入水平上升， 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同步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如果两者之间出现错位，就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随着农业相对地位和产值份额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这种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也就是对应着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当越过工业化阶段之后，一国的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成熟阶段。

    表1　不同收入水平所对应的经济结构 1964年美元  100美元以下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1000美元以上
2003年美元  600美元以下  600    1200   1800   2400   3000   4800   6000   6000美元以上
产业结构
农业        0.522        0.452  0.327  0.266  0.228  0.202  0.156  0.138  0.127
工业        0.125        0.149  0.215  0.251  0.276  0.294  0.331  0.347  0.379
服务业      0.353        0.399  0.458  0.483  0.496  0.504  0.513  0.515  0.494
就业结构
农业        0.712        0.658  0.557  0.489  0.438  0.395  0.300  0.252  0.159
工业        0.078        0.091  0.164  0.206  0.235  0.258  0.303  0.325  0.368
服务业      0.210        0.251  0.279  0.305  0.327  0.347  0.397  0.423  0.473
城市化水平  0.128        0.220  0.362  0.439  0.490  0.527  0.601  0.634  0.658
     注：根据美国劳工部资料，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1964年1美元相当于2003年的5.94美元，表中取整按6美元换算。
    资料来源：钱纳里、赛尔昆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32页。

    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表1显示，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即表1中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至于其内在原因，刘易斯（Lewis 1954）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Ranis and Fei, 1961; Todaro, 1969; Harris and Todaro, 1971; Fields, 1974），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Fields, 1979, 2005）。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从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Piore, 1970），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 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
根据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只有当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时，城乡的工资收入差距才会消失。Robinson（1976）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且随着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逐步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

    　　（三）城市发展理论
    从城市增长角度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来自城市内部的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根据Van den Berg等人（1982）的研究，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图1）：（1）城市化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外围的人口减少。（2）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城市交通设施改善，服务业扩张，制造业移出城市中心，少数市民移居郊区。（3）城市郊区化。市民继续移居郊区，促使郊区拥挤。城市中心人口减少，但城市地区人口仍保持缓慢增长。（4）后城市化阶段。郊区拥挤增强，促进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地区人口减少。
    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Counter urbanization）它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过程。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市区人口过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是造成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的主要原因。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人口迁移角度描述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回答城市出现、城市规模选择和城市经济增长等问题。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从两个不同角度回答了城市出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它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城市也随之出现。但产业和要素的空间聚集也带来拥挤效应，当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相等时，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克鲁格曼（1991）提出的中心和外围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解释城市出现的理论代表。该模型将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外围，解释了城市出现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出现问题。杨小凯（1991）提出的城市化和分工演进模型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他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扩大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从集中交易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市场就自发地决定了城市层级结构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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