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之一，从某种程度而言，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古代哲学、艺术、思想、宗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古典音乐的鉴赏、分析，从中能全方位的感受我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中华文明；等级制度；礼制；丝绸之路；佛教
　　　
　　 中华文明的发展，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从未断绝。而同时期的文明古国，或毁于异族的征服，或湮没于地理环境的变化，成为文化的断层。
　　为何独有中华文明能如此一脉相承？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中华文明表现形式之一、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音乐，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最早的音乐，应该是产生于生产生活中。在不同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不同的音乐，而且同一民族的音乐特点在不同的时代会相应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可以说音乐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一种音乐所表达的涵义应该是和该民族的文化理念相应的，从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某一民族或某一历史时期思想观念、政治特色、人文理念、经济发展、社会风貌等等。
　　
　　 一、音乐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一个观念始终贯穿于发展的主线，那就是中国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在等级中，各阶层都有严格的划分，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政治，无不有等级的影子。任何随意破坏等级的行为，则被视之为僭越。作为文化载体的音乐也是等级制表现形式之一。孔子曾非常不满鲁国的季氏擅自在自己庭院奏乐舞蹈使用了周天子的八佾，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佾”是古人乐舞蹈的行列，8个人为一行，这就叫一佾。八佾是8行，共64人，按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季氏的行为显然是不符合礼制的。
　　由于礼仪活动实质上是王权制度的形象化展现，因此，出于对社会稳定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礼乐制中自然会强调音乐行为上的等级规范，并形成一整套制度。如在大射礼仪活动中，由于等级地位高低不同，所奏的乐曲也不同。《礼记》、《周礼》都记有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悝首》为节，卿大夫以《采频》为节，士以《采蘩》为节。
　　不仅在乐曲中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在乐器中同样也是如此。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成功发掘了曾侯乙编钟，它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一般来讲，在早期中国宫廷中，编钟和编磬是贵族和宫廷用乐的标志，也是显示身份的象征。但在具体使用编钟和编磬的数量以及在摆放的方式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编钟、编磬均为悬挂的乐器，钟架造型有四面挂钟的，为王者；三面挂钟者为诸侯。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音乐中，等级制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这样的等级制构成了中国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结构。
　　
　　 二、音乐与中国古代礼制的关系
　　
　　 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立于礼，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
　　何为礼？广义的来讲，礼应该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典范准则，也是一种文明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是精神内涵，而乐是礼的表现手段，这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礼乐制度”。
　　周代宫廷最重要的音乐活动，都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中。从史籍的记载看，周礼仪活动内容相当繁复，在祭天地、宗庙、大飨、燕礼、大射以及乡饮酒、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礼仪活动中，都有音乐活动。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一般用“六代乐舞”。大飨礼，即天子飨诸侯，或诸侯相飨，《礼记•仲尼燕居》中有对大飨9种礼节与所用音乐的具体说明。燕礼是周代君臣宴饮之礼，《礼记•燕礼》对宾主献酬之后，乐工如何鼓瑟吹笙、演唱歌诗的音乐行为有详细记录。
　　对普通人来说，通过乐来进行教育，教化人使其达到知书识礼，对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士掌握的6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六艺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6种技艺。可以看出乐是古代士人必须掌握的技能，而通过对六艺的学习，才能让普通人升华为士人，从而使社会精神呈现一种向上的状态。
　　
　　 三、音乐与中外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从秦到清一直都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在双方亦战亦和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着交流，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有机的扬弃，在这样的交融中，形成了不断更新的中华文化。
　　在今天的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交流的成果，把我们带到了中外交流辉煌的时代。透过壁画中飘飘如仙的飞天舞蹈，姿态优美的反弹琵琶等造型，我们可以从音乐艺术这一斑窥视到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
　　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并在成功战胜匈奴后，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商贸交易的带动下，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变得频繁。公元618年，唐帝国的建立更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以唐代最为盛行的乐器琵琶为例，本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乐器，但经过古人的消化吸收，成为今天中国民族乐器的一种。在唐诗中也能读到琵琶的身影，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白居易写的那篇千古绝唱《琵琶行》。在诗中，诗人详细叙述了琵琶的演奏手法：“轻拢慢捻抹复挑”，以及琵琶所演奏出来的音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还有如王之涣的《出塞》中: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外来的音乐和唐代的文化有机地交融在一起。
　外来音乐不仅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渗入到帝王和宫廷音乐中。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开元天子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个对音律通晓之人。当时宫廷内经常举行各种盛会，每当此时，玄宗就会亲自打着一种来源于羯族人的打击乐器 “羯鼓”，据说玄宗本人就是羯鼓演奏的高手。唐代宫廷音乐中最著名的曲子之一，当属《霓裳羽衣曲》了。关于这首曲子的来历说法不一，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说玄宗登三乡驿，望见女儿山（传说中的仙山），触发灵感而作； 第二种说法则是根据《唐会要》记载：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以太常刻石方式，更改了一些西域传入的乐曲，此曲就是根据《婆罗门曲》改编； 第三种则折衷前两种说法，认为此曲前部分（散序）是玄宗望见女儿山后悠然神往，回宫后根据幻想而作，后部分（歌和破）则是他吸收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的音调而成。不难发现，后两种说法都有对外来音乐的吸收。
　　唐代的文化是一种外向型的文化，这一点在音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有这样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博大胸怀，才促使了唐代的兴盛。
　　
　　四、音乐与宗教
　　
　　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其媒介手段之一。中国自西汉通西域后，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经西域传入了中国，佛教的音乐也随之传入了中原。
　　季羡林先生曾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写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和中国舞蹈史等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6—前486年）。佛教主要宣扬消极、忍耐、调和、轮回、因果报应等。在古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能被广泛地接纳和信奉，这和中国中原地区自东汉末以来，始终处于战乱之中，普通老百姓渴望能有安定幸福的生活，幻想来世得到和平安宁有关，可以说佛教是普通人的精神寄托。
　　佛教音乐作为佛教思想的外在化身，承载着佛教思想的传播，用最简单的方式，使人领会到佛教的教义。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九部乐》是隋代的宫廷礼乐，据说是隋炀帝时期所收录，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而唐代的音乐，受佛乐和胡乐的影响很深，著名的龟兹乐舞在唐带十分盛行，而龟兹乐舞本身就是佛教音乐和西域音乐的融合。龟兹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车县，在唐代，这里是崇佛之地，在玄奘法师所诉的《大唐西域记》中，对这里的佛教文化做了很详尽的描述。可以想见，在一个佛教盛行地产生的乐舞，因其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传入东土以后更是风靡天下。
　　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听后产生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给人以顿感空灵的感觉。
　　
　　五、结语
　　
　　在中华文明传统中，盛世至则礼乐兴，乱世则礼崩乐坏。礼乐成为衡量兴衰的指标。礼乐之道让人重视自身的修养;等级制明确了社会的组织;佛教音乐疏导了人们的积怨，稳定了社会的结构;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使其文化总有源头之活水不腐，这一切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责任编辑：郭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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