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毛泽东有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有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说：“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做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台上没有‘水’，靠演员演出‘水’来的，这和齐白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
　　因此毛泽东说：“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
　　毛泽东还提出，京剧要走进世界圈。他说：“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毛泽东是深知京剧艺术的，他看京剧、说京剧，丰富了中华京剧史，也是我们民族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毛泽东与《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
　　
　　４０年代延安时期，他经常以普通观众身份观看延安平剧团演出，有时也陪同来延安的朋友们观看。毛泽东熟谙京剧，在朋友问及时，只是表示“很喜欢看看”，却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当晚就去看京剧，他对演出团团长阿甲说：“蒋介石三次请我看戏，我看了两次，一次是看《法门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们在技术上比你们好些，风格没有你们高，你们演得深些。”他还嘱咐阿甲：“对同志们政治上要松些，在艺术上要紧些。”
　　这个“要紧些的艺术”，也包括学习中国历史知识。
　　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平剧院创作了两出新京剧，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
　　１９４３年，据《水浒传》和明传奇《宝剑记》有关林冲上梁山事而编排的《逼上梁山》上演了。毛泽东在半月里连看了两遍，他把这个剧视为“是旧剧革命的新时代的开端”。
　　毛泽东还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逼’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
　　１９４５年２月，《三打祝家庄》公演了。
　　毛泽东看了这出戏，很高兴地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的斗争，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写信祝贺公演成功，内称：“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大有兴趣，多次观看演出，百看不厌。他对由重庆撤回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是看不到这样的好戏的。”由此还带他们一同观看，他认为《三打祝家庄》是好戏，还在于它有教育意义，有辨证法。
　　
　　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给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建国前后，毛泽东几次观看了梅兰芳、程砚秋等表演的京剧名角戏。
　　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观看了梅兰芳和刘连荣所演《霸王别姬》。他称赞说：“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还向警卫员介绍：“梅兰芳是中国第一代名旦，在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又对他们说戏：“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当时，他还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毛泽东对梅兰芳演戏善于推陈出新倍加赞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１９５１年２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金山寺》、《断桥》。他看得很仔细，说：“梅先生很会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第二天，就将此话对梅兰芳说了。梅很感动，回家对妻子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赞赏梅兰芳，还多次向警卫员介绍他的为人。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警卫员知道梅兰芳大名，也听过梅的唱腔戏段，但多认为他是女的，只有个别人说是男的，却又说不出所以然，就开始争执不休，毛泽东很有兴趣地介绍：“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这样有名望的艺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竟然留须隐居，再也不出面演戏了。这在中国人民当中，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毛泽东还观看了程砚秋演的《荒山泪》。它是程砚秋代表作。他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观后说：“程砚秋演出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萦念，当警卫员不以为然说和延安平戏（京剧）差不多时，就解释说：“你是不懂人家的艺术，还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泽东赞扬程砚秋，当然还在于他和梅兰芳一样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与警卫员们介绍程砚秋：“他也是在抗日战争中隐居农村，不给敌人演出，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号召人民向他学习。”
　　毛泽东对梅派和程派的京剧艺术是很欣赏的，他对其他的流派也很是喜欢。
　　尤其是高庆奎的流派。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在观看高派李和曾演唱的《坐楼杀惜》、《失空斩》后，大加赞赏，对周恩来说：“他这是高派。高派唱腔的最大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还对警卫员介绍：“这就叫高派。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几年后，毛泽东在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员演唱的《逍遥津》后，当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还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毛泽东自己也爱唱高派须生，常唱的多是三国折子戏，如《草船借箭》、《空城计》。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在上海过国际劳动节。他请上海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欢度节日。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来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