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美术”的概念比较宽泛，主要指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美术作品，也包括现当代具有红色符号元素的作品。本文撷取湖北美术馆的部分红色藏品(创作年代涵盖20世纪40年代、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针对作品里特定形象和造型手法，进行简要分析。
抗战时期，版画因其材料简单易得、创作技法通俗易懂，成为美术宣传的主要方式。师群(1921-1991)1938年参加八路军，作为一名军人版画家，他的版画多记录当时的战争场景，描绘军人，如《敌后宣传队》《血染青纱帐》《咱们的队伍回来了》等。作者擅长在小尺幅画面上，通过构图与人物表现，营造宏大的气势及场景。早期作品较为朴实细致，如《敌后宣传队》，采用写实手法描绘了当时八路军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的情景，小至一片瓦砾都进行了仔细刻画。该时期的红色题材创作秉承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因其写实性描绘而打动观众。此时，美术主要作为实用性宣传工具而存在。
红色题材创作真正开始注重艺术性始于建国后，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回顾历史、讴歌现实成为艺术家们表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创作主题。在当时国内以苏联为参照的模式下，作为部队创作员的张祖武刻画了列宁这一苏维埃社会主义之父的形象。张祖武(1912－1996)是湖北近代雕塑教育的创办人，他于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曾任刘开渠雕塑工作室助手，后来相继担任广州市立美专教授、部队文化机构的创作员和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其作品《志愿军无名英雄像》为我国首个立于国外的雕塑。作品《列宁》特意选取一个侧面角度，最大化地表现出了人物的长相特征，如高高的额头、突出的下巴、上扬的眉毛，寥寥数笔，人物跃然而出。
接下来，红色美术的发展经历了最为典型和步调空前统一的“文革”美术时期，在经历那段思想禁锢的岁月后，压抑已久的艺术家们开始反省与反思这段历史，并开始清醒地面对现实。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现代思潮的引入，无论是印象主义、超写实主义或者西方的哲学思想(例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尼采的《权力意志》等)都在文艺界被广泛讨论。这是一段思想觉醒、彷徨、躁动，昭示着现代艺术种种变化的时期。在美术创作上，表现为打破“红光亮”的创作模式，出现了控诉历史的“伤痕风”与回归现实的乡土写实主义。在此一时期，美术界在批判否定“文革”时期红色美术极端做法的同时，也超越前人，改进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模式，由此出现了《南下》《1976——中国的十月》《叶挺》《金陵城下》《人民的儿子》等优秀作品。
中国画《叶挺》描述了叶挺将军在恩施被囚禁期间，自己开荒种地的情景。作者辛克靖多次亲临叶挺当年的劳作现场进行写生，同时结合当地人的口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此画主体——叶挺将军的原型来自一张曾经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叶挺身着便装的照片。有人会对叶挺劳作时穿衬衫、马甲的形象产生质疑，但叶挺将军其实习惯穿着整洁，日常便装就是西式的皮夹克、西装、马甲。作者尽量还原历史真貌，只是对人物形象稍作美化处理。例如该作品中描绘的叶挺将军，确实显得比我们所见的本人同时期照片年轻些，而抬头远眺的人物动态正是受到之前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形式的影响。
而此时红色题材美术创作的另一趋向是技法创新，如当年引起争议的油画《人民的儿子》就是一例。作者黄力生1940年生于广西贺州，多年来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工作，1978－1986年在湖北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油画专业和师范专业的教学工作，1986－2000年任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校长。此画构思源于作者原单位一个退役军人同事回忆自己亲身奔赴战场杀敌的经历。退役军人说，那时候大家出发前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换上。这样做的出发点很简单——战士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够活着回来。作者听后非常震撼，从1983年起开始构思一幅赞颂无名英雄的画作。为此，他曾去海南军区体验生活一个多月，几经修改，最终确定突出形象、用形象说话的原则。在艺术处理上，不同于以往在场面、题材上下功夫的做法，而是尽量突出形象的个性。在技法上，注重表现肌理。在材质上，使用了废油毡、沥青片，把纸用水泡烂后糊在木板上做底子。这样做出的效果本身像石头的纹理，人物画看上去就像浮雕的感觉，显得更加伟岸坚挺。作者为此画构思、收集素材长达两年，在创作时凭着一股激情，一周即完成画作。在当时，这种技法十分大胆，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新颖。
湖北美术馆收藏的这两幅绘画作品，创作上都趋向简洁化，突出形象，简化背景、去掉陪衬人物，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此类题材表现中呈现的共同趋势，它区别于以前艺术家对红色题材进行细致工整的描绘以及采用浓重色彩、运用众多的人物予以烘托的做法。人物表情沉静，甚至有点难以莫名的迷离，而不再充满幸福感的微笑或义愤填膺式的仇恨。
此时，与绘画作品相比，立体的雕塑在造型语言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运用较绘画更为简化的方式表现人物。经过历史的选择再加上本身艺术语汇的特性，油画与雕塑已经成为当下红色题材表现的主要载体。
《闻一多》为雕塑家王福臻受武汉大学委托创作而成，立于珞珈山最高处——武汉大学文学院东侧(左页插图为湖北美术馆收藏的小稿，编者注)。作者擅长利用块面修饰，进行力量性表现，选取老年时闻一多形象，充分利用其头发、胡须的造型，与石质底座融为一体，人物表情坚毅，气质脱俗，突出了闻一多的诗人身份。同时期作品还有《小花》《屈原》《黄金时代》，王福臻的雕塑作品质朴、坚实，带有写生的意味，人物似从材质中进发而出，生机勃勃。
《远方》表现了苏区反围剿斗争中三个小孩目送红军离开，盼望其早日归来的场景。作者王升仅用最高的那个孩子头上一顶过大的五角星帽子与简单的衣饰交代人物的身份和所处时代，同时使三个人物的身高与摆头方向彼此间有所区别，又有所呼应。作品比现实人物比例缩小一半，更加突出孩童的稚嫩可爱，不再刻意掩饰孩童的天真。
另一个无法忽略的红色经典题材是毛泽东形象。湖北美术馆收藏的雕塑《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汪良田于1994年创作)表现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书学习的场景，以神态刻画取胜。
时至今日，红色美术题材的表达早已超出其所承载的本体意义。新时期红色题材的创作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避免表现角度的雷同化，艺术家势必需要更新观念，改进手法，如此才能有效地拓展主题性创作的空间，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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