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史家与神异、荒诞的志怪小说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鬼神观念、阴阳五行学说为当时的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思想文化背景。当时的许多志怪小说的作者也是传统的史家；虽然传统史学标榜“信史”，但在史料的采集上并未舍去“传闻”与“荒诞”的成分。史传与志怪小说有着亲合的关系；魏晋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上继承史传的传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学科界限的认识，，志怪小说与传统史学的分离。

关键词：史家；五行志；志怪小说；情感

前言  中国传统的史官文化中有着一个奇特的现象，史官而操志怪之笔。由于中国历史“史出于巫”的现象.，后世的史家在修史过程中，往往涉及“志怪”的成分，同时传统史学深受中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的影响，这与志怪小说有着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1](P32)。传统史学言奇志怪的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志怪小说的创作。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无论在叙事体例和思想观点上都继承史家的传统；史学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就传统史家与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创作的影响，做出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   传统史传中的志怪侵向

在中国古代正史传统中，志书是很重要的史书体例。虽然传统史学是标榜“信史”，但其在史料的搜集上却包含着传闻与怪诞的成分，有着一定的志怪侵向。在中国古代的正史记载中存在着具有浓郁志怪色彩的“荒诞不经之谈”。即便是被鲁迅喻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也都有着许多史实被司马迁点缀上神异的色彩。恰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大雅.商民》中记载的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姜嫄履迹而生后稷这两则帝王感生的神话，都被司马迁当作“信史”而载入《史记》。

班固的《汉书》沿用《史记.高祖本纪》的汉高祖“其母感龙而孕生”之说：“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2](高祖本纪)。这样的场景设计，固然是由于史家为帝王诞生蒙上一层神秘奇异的色彩，宣扬出帝王的神异；这也同样为后世志怪小说的“感生生活”开辟源流，成为其母题。正如后来《汉武故事》中王皇后梦日入怀，而生下武帝的记载；《拾遗记》中也有着许多感生神话的记载，如青虹绕神母而生庖牺，昌意感黑龙负玄玉图而生颛顼，帝喾之妃梦吞日而生八神，苍龙降微在房而生孔子等等。这种种记载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奇幻、荒诞性。

中国远古时代有着“巫史合一”的深厚传统，古代的史官兼行巫祝之事、天命鬼神等思想观念极其严重[1(P32)。“闻异则书”，因此，官修史书中也往往出现志怪之笔，史官们主要以此来构建封建意识形态。

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史书中的五行志是与志怪小说极其相似的文体形式；它们大多专门记载的神狐鬼怪之事情。翻开史书的《五行志》，我们触目可见的便有“草妖”、“鸡祸”、“羽虫孽”、“龙蛇孽”“死复生”等令人惊悚的字眼。如果我们单就《五行志》中的内容而言，其不啻为志怪故事的专集。东汉的班固首次编撰“五行志”的体例，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一个部分。班固就曾对创立“五行志”这一史书体例时进行理论上的基本梳理：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3]（五行志）。由此可见，班固设立《五行志》的思想源头是儒家经典《周易》与《春秋》。汉代盛行“谶纬”之风，汉代儒家利用阴阳五行的学说，对儒家传统中《春秋》、《周易》里的灾异之言进行穿凿附会并加以改造，并形成一套利于封建正统的“天人感应学说”。

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官把参与祭祀活动当作自己的荣誉，同时史家也把记奇语怪、博闻多识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历史上著名的史官董狐，孔子曾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在《晋书》本传载干宝作成功《搜神记》后，以示其朋友，其友曰：“卿可谓鬼之董狐”。这也可以反映出即使作为“良史”的董狐也是一位喜欢说异谈鬼者。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小说十五家，共有三百八十篇，多为志怪之属，关于其作者，班固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艺文志)

二、   史家与魏晋志怪小说的创作

史家而习“志怪”，这可以算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史官的记叙中往往把志怪之事当作史料写入来补充正史。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作者多为博闻强识的史学家，大都以史家学者的严谨态度来编撰志怪小说。如《博物志》的作者张华、《神仙传》的作者葛洪、《搜神记》的作者干宝、《玄中记》的作者郭璞，他们都“才堪国史”，曾担任著作郎或大著作，领导或直接参与过修史的工作。史官而作志怪，使得志怪小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史传结下深厚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封建文人历来重视史学而轻视小说，“史学”被传统认为是庄严的学问，志怪小说都被斥为荒诞不羁的“小说家”之流。因而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为获得封建社会的认可，常运用史笔来撰写志怪小说，并在内容上多于史实相钩连，尽力将小说功能与史学借鉴的功能混为一谈。

干宝的《搜神记》是我国古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作者恰是一位兼好志怪的史官。在《晋书》卷82载：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五十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4](卷82，王导传)。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干宝是东晋是一名“良史”。但我们在干宝的《搜神记序》：“仰述千载之道，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今之所集中，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6]。”这番言论旨在强调材料来源的可靠与真实性，但实际上却通过“前史之所病”、“苟有失实”，“愿受讥谤”等文字显现其失实之处。干宝这段话也表明了两种观点：一是他认为这部《搜神记》性同于史书；二是这部书与前代史书一样，难免有失实的地方，但它也“足以明神道之不诬。”可以说，干宝在这里是明确地把志怪小说提到了与正史相同的位置。

干宝之后，许多史家都肩负起志史兼志怪的责任。《续齐谐志》的作者吴均即是梁代有名的史官。《梁书》卷49称其“好学有俊才”，文体“清拨有古气。”……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续齐谐记》是吴均诸多著作中的一部，齐谐即志怪者也，语出庄子，刘宋东阳无疑撰有《齐谐记》，吴均的此书是续东阳之作。清人王谟在《续齐谐记》中说：“记中唯鹅笼书生极幻，他若京兆田氏之荆树，弘家杨宝之黄雀，可以裨风教；张华、雷焕之测老魅，挚虞、束晳之辨曲水，可以资博雅；以至张诚、区回、邓绍、桓景等事，宗懔《岁时记》已时时引证，非以其信而有征欤？”也即是说，《续齐谐志》书出史家之笔，事虽谐而有征，并且有益于风教博雅，其用与正史无异。

与吴均同时代的任昉，也是一名著名的史官，然而使任昉传名后世的却是他的志怪小说《述异记》。宋代佚名作的《述异志后序》中称此书“辞典而有据，事怪而不俚，绰有馀绪，然非诬”。这些评价，亦是由于这部志怪小说出于史家之笔而把它看作史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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