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新诗历史的不断延长,新诗史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新诗之外,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新诗历史的专著,从整体上或从某一时段、某一侧面描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同时还在现实主义诗歌史、现代主义诗歌史、新诗文体探索史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著作。
尽管这些专家在资料收集、体例设计、具体论述等方面都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使我们通过这些著作了解新诗发展的一些情况,但读过之后,我们总觉得这些著作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许多具体的人事被遮蔽了,复杂的新诗历史在经过人们的解读之后显得相对单薄,很难在其中感受到风起云涌的动人景象。这当然也不奇怪,新诗以前漫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史在经过时间与艺术的淘洗之后,往往只剩下一些优秀的诗人与作品,剩下薄薄的一本,最终变成了“优秀诗人及作品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优秀诗人及作品史”之外,还有大量的相关研究,比如诗人研究,甚至诗人的交游研究;诗歌思潮研究;诗歌流派研究,等等。优秀诗人与作品的出现往往不是偶然的,它们都需要长期的艺术积淀、需要大量的其他诗人和作品作为铺垫。对铺垫性的诗人及作品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诗歌艺术演变的规则与轨迹。我曾经针对当下的“先锋诗”说过,一个时代的“先锋诗”、先锋思潮等等大多是开路的,它们因为具有创新与破坏特征而受人关注,但它们往往不是成熟果实的收获者。后来那些吸收多种诗歌观念而集大成的诗人更有可能获得丰硕的果实。因此,在诗歌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忽略了开路者而只关注那些取得丰硕果实的诗人,否则就可能违背诗歌发展的规则,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诗歌史研究并不等于“优秀诗人与作品史”研究,在史识上至少要注意两个维度,一是重现历史的史实意识,通过述史,使人能够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回到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之中;二是评价历史的艺术意识,要能够通过对历史的描述让人懂得哪些是优秀诗人,哪些是好诗,知道哪些诗人、哪些作品最终构成了诗歌艺术发展的主流。重现历史是诗歌史书写的第一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研究古代诗歌发展的专家在对诗人、诗歌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包括考据、甄别方面的工作,有时还难有定见。由此我想,我们在研究新诗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够在做宏观描述的时候也保存大量的史料,这对后来的研究者肯定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免除不少考据方面的精力。
新诗史研究要实现这两个史识,大致需要经过这样几个层次或者说步骤: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地域研究与总体研究。
个案研究主要是诗人研究,包括诗人的创作经历、艺术追求、艺术成就与局限等。诗歌创作是具有个人性特征的,所谓的诗坛、诗史都是由众多个人的艺术探索和他们创作的作品构成的。个案研究是诗歌史研究获得深度与广度的基本前提。
群体研究包括诗歌流派研究、诗歌思潮研究等,流派、思潮等是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相似性的艺术景观,而且可能是跨地域、跨时段、跨年龄的。思潮、流派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涉及诗人的兴趣、爱好等,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诗歌艺术内部的交流与协调,也可以打量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叉、对立、冲突及其社会文化和艺术渊源。
地域研究也是诗歌研究的重要维度,不管人们怎样“反文化”、“反传统”,但文化对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诗经》、楚辞时代,北方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和南方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是无法抹杀的。在现代,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影响下的诗歌存在着差异,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同的;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中的诗人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和成就……这些都是诗歌具有地域特征的体现。不同地域的诗坛本身又是由大量诗人、群体、作品构成的,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它们同样体现中国新诗的多元与丰富。
总体研究就是宏观研究,是对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研究。整体研究需要立足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地域研究,才能获得中国新诗发展的多样信息,才能在广泛的参照中对新诗发展做出客观评价。
一般而言,这几个层次需要一个个突破,才能写出完整、科学、符合历史事实的新诗史著作。换句话说,优秀诗歌史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具体写作者的功劳,而是需要集合更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果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地域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出现欠缺,优秀新诗史的出现也就缺乏基础和依据。
在新诗批评史上,诗人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出版了不少诗人研究、流派和思潮研究方面的专著。关于有些诗人与群体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现了多部,比如研究艾青的著作至少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生活的牧歌——艾青的诗》(晓雪, 1957)、《艾青论》(骆寒超, 1982)、《艾青传论》(杨匡汉、杨匡满,1984)、《艾青研究论文集》(骆寒超编,1984)、《艾青传》(周宏兴,1993)、《艾青的艺术世界》(张永健,1998)、《艾青传》(程光炜, 1999)、《艾青评传》(骆寒超,2000)等;在九叶诗派的研究方面,除了大量的个案研究、论文和不少专著的章节外,还出现了《九叶诗派研究》(游友基,1997)、《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蒋登科,2002)、《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唐湜,2003)等著作。这种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新诗史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遗憾的是,虽然地域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在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但除了台湾、香港地区外,大陆的地域新诗史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这使新诗史的整体研究在把握和揭示诗歌的地域性特征方面显得比较单薄。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不少新诗史著作只注重对“全国性”诗人与作品的关注,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也使诗歌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相当的中国性,当然更使我们在了解新诗的多元化演变轨迹方面出现了空白。
最近,这种情况逐渐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吕进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4)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地方新诗史,它的出版,为地域新诗史的研究开了值得关注的好头。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从重庆新诗的文化遗传到20世纪末期重庆新诗的发展状况都有全面涉猎。与“全国性”的新诗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自有其独特与丰富之处。一方面,除了部分在整体性新诗史著作中提到的诗人、诗群外,书中讨论的大量诗人、诗歌事件、活动、刊物等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他(它)们在新诗发展中是有其地位与价值的,有的是作为铺垫而存在,其艺术探索的某些方面可以为新诗发展提供启发;有的是因为研究者的遮蔽而被忽略的,比如与何其芳同时的重庆诗人杨吉甫的小诗虽然受到瑞典学者马悦然等的高度重视,却较少得到中国诗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这部书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通过对重庆新诗的各个时期的研究和对具体诗人、诗论家的全面打量,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重庆诗歌与重庆的自然山水、巴渝文化的关系,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的先锋”或“先锋的传统”的艺术特色。而且,这部书并不是封闭地研究重庆新诗,而是始终在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框架中定位重庆新诗的发展,在论及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一次高潮时,就谈到了大量诗人聚集到陪都重庆的历史事实,论及了他们在重庆开展的诗歌活动和创作的作品;在论及吴芳吉、邓均吾、何其芳、方敬、梁上泉、吕进、石天河、傅天琳、李钢等甚至更年轻的梁平、李元胜、冉冉、冉仲景等诗人与诗论家,既涉及他们对重庆诗歌发展的贡献,也论及了他们在整个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这样一部地域性的新诗发展史既为“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这一观念找到了历史的证据,拓展了中国新诗的研究领域,也为进一步撰写更全面、科学的全局性的新诗史著作提供了史料、学理等方面的重要铺垫。可惜,这样的地域性的新诗史著作目前还太少。如果要写出比较满意的新诗发展史,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类似著作的出现,甚至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应该编写一部这样的著作。这当然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美好梦想,因为我发现,在许多地方,研究个人的专著、论文集倒是出版了不少,但对一个地区新诗发展的整体研究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重视。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在有识之士的带领下尽快有所改观,我天真地期望这种梦想能够实现,如果那样,我们的新诗史研究肯定会获得更丰硕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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