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研究　巴赫金　狂欢化理论　民间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没有本土的大众文化理论。对西方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的援用造成了对中国大众文化又本的误读。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同质性关系，使巴赫金在民间文化研究基础上建构的狂欢理论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话语资源。具体地说，狂欢化理论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和阐释模式，对确认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及价值定位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义。
    在对巴赫金的译介和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起来，那就是巴赫金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事实上，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构成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理论话语资源。
　　一、理论话语贫困
    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被迫通过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援用而回应逼上门来的大众文化实践。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曾一度或正在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所倚重的舶来权力话语。然而.回头看去，这些从异域进口来的西方文化理论几乎与中国特定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实践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建立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理论话语与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实践的错位几乎是必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差异注定了在精神文化上的南辕北辙。而且西方文化理论话语的背后一定隐藏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这对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和文化策略的制定来讲无疑是一个“请君人瓮”的文化圈套。这表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理论和以英国文化主义理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文化理论皆非中国大众文化实践的福音。未经再语境化和话语转换便奉为“真经”来念，只能导致对中国大众文化文本的连续误读，想当然地拿来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将遮蔽中国大众文化现实实践中的真正问题，将具有科学性品格的大众文化批评变为一种鹦鹉学舌、人云变云的理论游戏。中国大众文化的未来发展因缺乏本土性理论框范仍处在情况不明、前途未卜之中。现在看来，这种“西天取经”的做法并非切实可行地开展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人间正道”。在此，“洋为中用”的理论构思也将破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每一种理论都成了一张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在这张床上，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的模式之中。这是对中国目前大众文化批评实践的一个最准确的注脚。
    理论话语贫困委实是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实践的真实处境。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巴赫金的往临成了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巴赫金建立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相殊异的批评理论话语，而对于本文论题尤具重大意义的是，巴赫金以激活历史并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将思维触角伸向同大众文化具有血缘生成关系的民间文化的腹地，在实施对民间文化这一大众文化母体地理性分析后再回过头为大众文化提供可比性的参照。为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定位奠定了不可限量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巴赫金以不提供最终结论的开放性策略而创生了使人足以最终得出科学结论的认识方式和阐释范式，从而将大众文化从西方左派或右派思想家的一边倒批判中解放出来。
　　二、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
    当我们指认巴赫金为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时，注定要遇到麻烦。因为历史的提前量，大众文化无缘进人巴赫金的研究视野.他在通过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去构筑理论体系时仅将民间狂欢文化作为深层文化背景，而对大众文化则只字未提。但是，判断一种理沦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有效性.固然要看这一理论的论域中是否涵盖着这一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无阐释的能力，至于是否直接就事论事地涉及了问题本身则是无关紧要的。
    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不仅大量地援用了巴赫金的原创性概念范畴，而且不少大众文化研究的命题都是巴赫金思想的再版。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在理论上没有确认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同质关系，那么，对巴赫金从概念术语到命题的征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理论的误用。鉴于论题，本文对二者的区别存而不论。
　　那么，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第一，  二者的同质性。从历时态角度看，民间文化是一种前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是一种后民间文化。或者说，民间文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大众文化，是前工业时代的大众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现代工业社会时代的民间文化，抑或说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变体。民间文化的娱乐性、通俗性、自由性、颠覆性、全民性、广场包罗万象性、狂欢性等特征在今天仍以新的形态延伸于大众文化中，而大众文化则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媒以使民间文化的“民间”古典属性得以无限地复制和播散。所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区别不是特征上的，而是传播方式上的，本质上二者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和结构关系。第二，共同格守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从文化理想而言，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格守着以民为本的文化理念。这个“民”阶层是与昔日的贵族集团和精英阶层不同的文化族群，它涵容了大众文化所谓的“大众”和民间文化所谓的“民间”，属于宋玉所说的与.‘阳春白雪”相对的“下里巴人”，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更迭，作为与意识形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文化对抗力量，以“民”为本的庶民文化总是或公开或半公开地存在着。只是在等级制时代，庶民的文化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引导、被压制的弱势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史造成的，在这种不平等地位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到了现代工业社会。这种不平等才可能被避免。无论个体或群体，其文化地位都是与政治经济地位相仿佛。市场经济解构了世袭的、血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承袭了民间文化以民为本观念的大众文化才能一举成为当代主流文化形态。这是时下精英文化圈倍感失落和气短的原因所在。民间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与精英文化的大权旁落是同时发生的。随着精英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单声独语局面的终结，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的合理合法性将重新被确认。
    当今的学者们过多地看到了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并用厚此薄彼、一褒一贬之法夸大和突出这种区别。一般地说，审美情绪、生命活力、自由创造、精神需要往往成为释读和定位民间文化的关键词，而大众文化的理论待遇则相当凄惨，它通常被视为平庸的、粗俗的、生理的、本能的、商业性的、反大众的、反文化的、垃圾式的……就差没说出“罪该万死”四个字了。这种判定多出自道德理想主义者或审美主义者之口。这无疑是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的一种门户之见。麦克唐纳在其《流行文化的理论》一文中就曾对流行文化(即大众文化)大兴问罪之师，认定这种文化是由商人雇佣技术人员编造出来的，消费者的参与只被限制在买与卖之间，而且这种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为赚取利润或为了维护统治而开发的。这同法兰克福学派简直是一个声口。

    第三，在共时态上的交融性。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工业社会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彼此之间的衍生关系是不容抹煞的。缘此，我们将分别产生于二者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视为不同历史阶段同质的文化类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在我看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形异而神同，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互代的，是不存在“间性”的。大众文化是民间文化的现代进行时态，而民间文化则是大众文化的过去进行时态，两者之别不是本质上的，而只是时间先后上的。彼此之同大于彼此之异。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民歌、民谣、地方戏等通过大批量复制生产和现代传媒的播扬以及受众大面积消费而直接转化为大众文化形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终于完成了共时性的融合。只是在骨子里仍葆有原初的民间性。此外，另一部分民间文化仍按千百年来自生自灭的古典形态自然运行。只不过在现代工具理性的挤压下，这种依然故我的存在方式到头来可能会自断其路。在此，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同质性再次被证明。所以，我们认为，民间文化是前现代工业社会的原生性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次生性文化。
    在完成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同质同源性的论证后，我们便可以将巴赫金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移植过来作为新时期大众文化研究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从巴氏关于民间文化的分析中探寻大众文化研究的有效路径:
    　三、狂欢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狂欢化理论是一种民间文化的阐释理论，其核心是自由。巴赫金及其文化诗学理论一直处于远离权力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这使得他的狂欢理论拥有了与同样居于文化地域边缘的大众文化的天然亲和性。“狂欢”一词几乎成为描述大众文化本质特征的习用语。狂欢化理论在肯定自己为自己立法、一切皆率性而为的民间诙谐文化中所播撒的自由精神，在肯定本然生活、自然生命原欲及狂欢化世界感受中所张扬的快乐哲学，已成为释读大众文化的不二法门。
    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一书中针对中世纪的中心话语—官方文化和教会文化的一元独霸和偏弊来展开民间狂化文化的论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狂欢化”这一概念不仅被巴赫金用作对拉伯雷小说的特征描述，事实上，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特征的概括上。它揭示了某些非官方的民间话语合理存在的必要性，还为拒斥权威专制话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依据。在隐喻意义上，狂欢化实际上隐喻着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消解之际的平等对话”。应该说这一评价是深中肯萦的。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是民间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在我们看来，狂欢化也是大众文化的魂之所系。在现实的政治、道德、法律和宗教的律令里里外外实施了对人的包抄后，大众文化则为人性的暂时舒展提供了可能。根据行为学理论，如果一个人一直被迫按照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去行事去表达，那就可能导致两个结果:要么彻底丧失本我而成为神性十足的“超我”，沦为意识形态化的动物;要么以极端的方式反规范反社会，破坏社会的平衡结构，造成有序性的中断。这当然不是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然而如果选择了其它方式，结果可能更糟。大众文化在此派上了用场，人们终于可以从遭理性禁锢的现实世界进人到自由的“法外”世界，终于可以按照人的尺度而非神的愈志厘定是非界限。此时，现实生活成了人性的荒诞改编，而狂欢倒成了人性的返朴归真，这是对一个颠倒的世界的颠倒，是一个否定的否定。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大众文化的存在莫定了理论基础。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诙谐文化与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文化相如龋，反映出一种看待世界的统一的诙谐观点。由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一演出形式“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若用历史加现实的眼光看，民间文化与官方严肃文化的疏离关系不仅存在于古代，而且还延展于现代。民间文化就是要通过各种仪式、作品、广场语言与一本正经的官方严肃文化对垒，这种关系同样发生在新时期大众文化与官方主导文化及精英文化之间。在官方一民间两极之间，大众文化明显倾向于后者，并故意采取与官方立场不合作的态度，在主流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外自由自在地进行“小叙事”。这是文化分层之间古老关系的现代延伸，在文化旨趣和价值取向上大众文化接上了民间文化的香火。
    狂欢化源于狂欢节，狂欢节成了巴赫金用力最多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据他研究，所有的狂欢节都是彻底的非教会和非宗教的。它处于艺术和生活的交界线上，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甚至没有萌芽状态的舞台，人们全身心投人，概莫能外地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它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是世界的再生和更新。巴赫金深刻地揭示了狂欢节全民的而非个人的、解构的又是建构的本质。尤其强调了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是生活本身的现实的形式。在此，现实的生活形式同时也就是它的再生的理想形式，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广场狂欢者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的乌托邦王国，解除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普天同庆，一律平等。这同中世纪死板严肃的官方节日格格不人。官方节日肯定现有的世界秩序，将现有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固定化，成了现成的、永恒不变的、不可争议的占统治地位的秩序的庆功筵。狂欢节就是要冲破官方节日的禁忌，与一切永存、等级和终结相敌对，面向未完成的将来，充满创生的生命活力。尤为巴赫金看重的是，在广场上狂欢的人们不分尊卑、贫富和老少地自由接触，形成非狂欢节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一种独特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秩序和禁令、程式化和教条化的全新感受，使大众重新体认世界和理解世界。
　　透过巴赫金关于狂欢节的精彩绝伦的描述，已足以启发人们对以消闲娱乐为本位、以颠覆一切陈规为乐事的大  众文化的本质特征的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文化  的教化功能，而将娱乐消遣功能视作最终实现教化功能的手段和载体，这一古典要求对于精英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来说是合理的，但若推广开去，试图变成一切文化类型的功能模式，那就将造成社会文化的单质化。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化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考量和确认文化的游戏消遣功能。对大众文化来说，游戏消遣功能不仅是载体而且是本体。可以说，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大都不敢自信究竟怀抱什么神圣的企图，它在精英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领地之外另辟疆土，这是一个可以放纵和坦白真性情而又免遭道德指责的法外世界。从美学精神看，精英文化充满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性，具有慷慨悲凉之情韵;主导文化则表现出悲喜交加、真理在我的正剧性，劝谕与诱惑双管齐下，对接受群体的耳提面命是其扩张权力意志的拿手好戏;而大众文化明显具有喜剧性，一切宏大主题皆被戏仿，一切神性圣殿皆在笑谑中坍塌。我认为，巴赫金对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的阐释是我们解释大众文化所必需的理论前提，虽然将巴赫金关于民间狂欢文化的结论直接用之于大众文化显得有些突兀，然而若能向真理走近一步，突兀又何妨?
    巴赫金曾创造了一个表征民间诙谐文化总体审美观念的词汇:怪诞现实主义，用以指称拉伯雷作品中对身体本身、饮食、排泄、性生活等物质一肉体因素的夸张化处理。这对沉陷于人的世俗生活欲望并因此屡遭精英文化白眼的大众文化来讲无疑是一份难得的辨护词。大众文化文本中不存在理想主义、审美主义、浪漫主义的美学情怀，它只服从生活主义、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大众化情趣，这是大众文化的天性。不如此便不足以称之为大众文化。如果据此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庸俗文化，那就误人精英话语的圈套。那些死守精英立场、动辄指责大众文化庸俗化的人们，可以从巴赫金对物质一肉体因素的形而上学的诊释中纠正自己的偏见。巴赫金断定，物质一肉体因素是从它的全民的、节庆的和乌托邦的角度展现出来的，它根本不是那种狭隘意义和确切意义的身体和生理;它还没有彻底个体化，还没有同外界分离。在这里，物质一肉体的体现者不是孤立的生物学个体，而是人民大众。不难见出，物质一肉体因素同专门开发女人肉体的色情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在此，一切将“诲淫”之恶名强加于大众文化头上的唯道德文化观点都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