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女性文本中的体现
“人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是五四时期所取得的两大重要思想，凡是关注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没有一个不关心妇女问题的。在20年代文学革命之初，除了人性论和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观的妇女解放观之外，在女性作家们的文本中也体现出了其他的一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不独立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经济独立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人格独立，是指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是自我的主人。一切从属都源于经济从属，人格的独立也首先从经济独立开始。最能体现对这一观点的深刻认识的女作家是白薇，在她1926年的剧本《琳丽》中，她借着琳丽和璃丽的争论悲愤地指出：“这时候中国的女子，家庭不给她经济的地位，社会不给她发展的地位，哪怕你想浮出来的气焰，比日本地震的火山还盛，结局若不是给肥胖的钱袋做第七第八和姨太太，好像是讨不到一碗饭吃的。”明确表达了女子由于没有经济独立而不得不沦落为男子的附庸、玩物的社会现实。在1929年《琴声泪影》这首自传体长诗中，白薇则以无比悲痛无奈的心情喊出了“在被剥夺了女子的经济状态下，女子该无耻无知，该做蠢猪的配偶到死！你无声的女子哟！你贫病的想飞的女子！”的绝望之音，这些都说明了女作家已经认识到经济的不独立是发展的致命之创。
（二）妇女应在社会解放中求得自身的解放，参与社会改造与社会劳动
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主张的妇女解放的必经之路。广大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妇女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的联合，认为只有妇女解放了，才是真正的社会大解放；只有社会真正地实现了解放，妇女解放才有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有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权利的平等，才是有可能实现的”[1]。于是，随着娜拉出走离家时的巨响，一批批知识女性走向了社会，关注着社会的命运和妇女自身的解放。2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生存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成为社会的一员，重返社会公共生活成了现代女性觉醒之初喊出的第一声口号，也是作为男女平等的一个标志而提出的。在她们的创作中，表现出空前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冰心的“问题小说”探讨了诸多关于女子求学、婚姻自由、民主科学等问题，她的《斯人独憔悴》表现青年学生抗议政府卖国行径喋血府门，《去国》表现一心报效祖国的归国学生，却在黑暗现实面前窒息压抑，无法施展才华，最后挥泪去国的悲愤情绪。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在五四女作家笔下也得到了女性创作中前所未有的突出反映，如陈衡哲的《西风》、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鱼儿》《三儿》《一个兵丁》、卢隐的《王阿大之死》《余泪》《哀音》《两个小学生》等作品都表现了女作家们对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深切痛苦的谴责抗议。石评梅《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白云庵》《余辉》等小说，更是及时反映硝烟还未散尽的北伐革命战争和那刚刚过去不久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辛亥革命。女作家们不仅关心着社会现实和社会命运，在对两性关系发展的思考上，要求出走后和男子一起承担生活，建立自己的家庭，也要求和男子同样支撑起社会改造的大梁。文学研究会的女剧作家濮舜卿在三幕剧《人间乐园》中，借剧中智慧女神之口赞许女子的奋斗，向夏娃、亚当的后代发出这样的号召：“女子们，你们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以成功，男子们！你们应当尽你们互助的责任，和女子合作，看你们父母的样，把乐园多多建筑在人间！”卢隐《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我们所争的，只是同此头颅的人类平等。”[2]石评梅《致全国姐妹们的第二封信》：“我们相信男女两性平等共支的社会之轴，是理想的完美的组织。”[3]除了社会同盟之外，还要求在精神上，也要和自己同步。冯沅君的小说中一直都把用复姓“我们”来称呼男女主人公，在她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的男女主人公，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行动而是两个人合成的高度协调一致的共同体在行动。她们共同设计了一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旅行，共同面对世人向他们投来的异样的眼光和来自家庭、社会的沉重压力。当封建家庭以“隔绝”的办法迫使他们屈服时，他们又共同以死抗争。由此，两性同盟中的性别同盟被忽略，男女间神圣的共鸣成为反封建的最强音，女人要以树的形象和男人并立天间。
二、20年代女性创作的意义与缺憾
最早的现代女性是被男性启蒙者指引，扶持着登上历史舞台的，男性大师们所提倡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虽然给20年代女性作家们提供了立足于“人”的解放的女性觉醒的一句，但是女性作家们在认识社会现实、社会本质时，显得天真和肤浅，她们在意识到女性应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劳动。但进入社会后应当做什么却显得很迷惘，庐隐《胜利以后》中说：“现在我们所愁的都不是家庭不开放，而是社会没有事业可做。”她们对于知识女性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具体正面的描写少之又少，她们手臂的指向却是旧伦理体制本身，而未能勇敢地指出存在于男性之中的普遍集体无意识；她们把妇女解放置于社会解放的重要位置，但是解决首要的社会解放的方式却是她们所倡导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改良。同时，除少数人外，她们大都与下层社会存在一定的隔膜，对个人命运、妇女解放的认识，基本上都还是从外部世界寻找原因和出路，而很少注意到女性自身实现自我完善所必需的批判性内省。
她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缺乏全局把握的视野。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批女作家们本身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实践，她们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大多数人进过正规学校，成为中国官办高等学府中最早的一批女性，她们开辟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新的精神领域，以自己的精神产品影响社会、影响人生，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突出地表现了觉醒的女性生活空间和思维空间的拓展。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醒世救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看到了“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新的素质和人生姿态。无论是对女性自身的价值判断，还是对外部世界的审视批判，她们所完成的都是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飞跃。
注释：
[1]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6页。
[2][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女子解放论》，《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4页、第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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