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