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美国媒体怎样报道国际新闻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描述国际新闻在美国媒体中的地位和报道内容特征，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是影响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还对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最新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　美国媒体　国际新闻　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

　　近年，美国媒体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倍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美国媒体来说，中国报道属于国际新闻报道范畴。本文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希望能勾勒出美国媒体进行国际新闻报道的整体图景，总结主要的研究结论，并对国际新闻报道的最新发展情况进行介绍，为研究其中国报道提供一个较为宽阔的语境和可资比较的意义背景。

　　本文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国际传播学学报》（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这是一本在荷兰出版的，以关注国际信息流动、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新闻传播状况以及跨文化传播为主的学术杂志，隶属于sage 出版集团，创刊于1955年，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主要的学术期刊。笔者通过sage数据库查阅该刊从1990年以来的每一期杂志，获得有关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研究论文37篇，这是本文主要材料来源。

　　一、国际新闻在美国媒体中的地位

　　在美国，能够提供深入的国际新闻报道的是那些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组织规模比较大的少数精英媒体。大多数普通媒体既缺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国际新闻人才，也几乎没有自己采写的国际新闻报道。Lowrey对233家美国大型日报的国际新闻版编辑进行电话调查发现，平均下来每家报社的驻外记者只有 0.74名，83.6%的受访者除了编辑国际新闻外还另有职责，86.5%的媒体刊发的本报员工撰写的国际新闻分析平均一个月还不到一篇。而那些精英媒体则有财力可以支持不菲的国际新闻报道开销，也非常重视国际新闻报道。一项对美国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的研究显示，国际新闻占晚间新闻时长大约40%，在20 年时间里保持稳定，而且当美国被卷入时，国际新闻的数量还会更多。

　　驻外记者向来被看成是美国记者圈子里的精英，他们一般比国内记者要更年长和有经验，受教育程度也更高。200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籍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平均工作经验为21年，96%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少数精英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对美国国内的社会舆论也有巨大影响力，由于对那些公众不熟悉的话题，媒体报道改变公众态度的能力要远远高于那些公众熟悉的话题。不少研究发现，媒体对外国的新闻报道越负面，公众对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就越负面。

　　一些研究认为，从上世纪冷战结束后，国际新闻报道在美国媒体的地位下降，精英媒体驻外记者的数量在减少，传媒机构分配给外国新闻的版面和时间也在不断萎缩。但实际上，在一些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中，美国媒体派出的记者规模远远超过他国。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危机中，有调查发现驻扎在约旦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中美国记者最多，占样本总量的27.5%，比排名第二的英国（占比12.5%）高出一倍多。

　　美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从地理分布来说十分不平衡，总体而言，他们更多报道发达国家，而较少报道发展中国家。但到底哪些因素影响美国媒体对他国的报道目前学界共识度比较高的国际新闻报道影响因素包括：1.经济互动性，如两国之间的贸易量；2.被报道国是否有西方国际性通讯社驻点；3.被报道国的特征，如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面积等；4.与被报道国在文化和地理上的亲近程度。也就是说，贸易量高、有国际通讯社驻点、大国和接近度高的国家会被更多报道，反之亦然。但对美国精英媒体来说，这个规则并不完全适用。文化和地理的接近性影响不大，贸易量和国际通讯社的存在与否是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世纪之前的40年里，欧洲是美国记者驻扎最多的地方，而英国则是记者驻扎最多的国家，直到本世纪才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进入美国驻外记者数量的前三之列。

　　从报道内容上，尽管西方学界和业界不乏对新闻娱乐化倾向的抱怨，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实际上是以报道政治经济方面的硬新闻为主，较少报道软新闻。Gonzenbach等对美国三大电视网近20年晚间新闻的研究发现，国际新闻报道中硬新闻数量占总量近7成，而软新闻占总量约2成，其余不到2成是有关“破坏”的新闻，如自然灾难、突发事件、恐怖活动和政治暴力。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国际新闻相对较少报道诸如地震政变之类的突发事件，这在记者调查中也得到证实。美国驻外记者对国际新闻质量的抱怨之一就是认为编辑对外国趋势性的报道更感兴趣，而比较忽略突发事件。

　　不少研究认为，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报道不但数量少而且侧重展示破坏性事件，从而误导了公众对这些国家的认知。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 Gonzenbach等发现，跟美国国内报道相比，外国新闻中确实报道更多的破坏性事件。在国内新闻中，“破坏”类的报道只占6%，而在外国新闻中，“破坏”类报道占21%。但在分地区的分析中就可以发现，美国媒体的这种侧重“破坏”的报道并不针对不发达国家。“破坏”报道比重最高的是西欧，占25%；其后才是拉美占22%，中东占21%，非洲占20%。区别在于，西欧报道还有大量的软新闻，占总量的38%，而拉美、中东和非洲的软新闻数量比较少。可能是大量的软新闻平衡了西欧国家的整体形象。

　　二、国际新闻与美国外交政策

　　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关系一直吸引着传播学者的兴趣。国际新闻因为有广泛的选择空间，公众约束度也较低，其与国家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关系也就格外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曾称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方面对于国务院的服从程度，要高于国内新闻运作中对于白宫的依赖”，“倾向于跟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因为“国际新闻报道通常不会严格遵循客观与超然的规则”。不过，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国际新闻与外交政策关系这样的宏观命题相当困难。现有的研究要么是进行长时间跨度的研究，将媒体报道与国家外交政策作对比；要么是对同题材报道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媒体的选择与弃用情况。总体而言，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追随国家外交政策，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选择报道。

　　在长期研究中，Gonzenbach等研究了20年美国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的国际新闻报道，发现媒体重点报道区域与国家外交重点吻合。上世纪 70年代末随着美国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和东欧，这两个地区的报道量上升，而原先重点关注的亚太地区的报道量则大幅度减少，拉美在80年代得到更多报道也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关注度增强。即使是在特定区域报道中，也可以发现报道议题的选择与政府外交息息相关。Ibrahim梳理20世纪以来关于美国媒体中东报道的研究，发现早期中东报道都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展示冲突矛盾等负面现象，只字不提阿拉伯人为争取独立的斗争；70年代的报道焦点是石油价格和中东和平协议，80年代报道的焦点是黎巴嫩战争和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90年代的焦点是海湾战争和伊斯兰教对全球的威胁。可见，不同时期美国媒体对中东报道的焦点各有不同，而这些焦点无一例外都是美国政府当时在中东的重点政策所在。

　　跨国比较有两种方式。一是比较不同国家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情况。如此可以看出美国媒体的报道特点，并可见其与国家政策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例如，很多学者比较了美国主流媒体和其他国家媒体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情况，结果发现美国报纸更多依赖政府和军方消息来源，从报道基调上也比他国媒体更为正面，美国媒体对反战抗议者的报道更多使用边缘化策略，如此使抗议者总体显得更加负面。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事件中，美国媒体的报道明显亲政府。

　　二是比较美国媒体对不同国家类似事件的报道情况。这样的比较结果也相当有说服力。例如Peh & Melkote比较了美国三家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对1983年苏联人袭击韩国航班和1988年美国人袭击伊朗航班的报道情况，发现三家媒体对韩国航班事件的报道都要比伊朗航班事件负面得多。在韩国事件中，不管是犯罪者还是袭击飞机行为本身都被描述得让人厌恶；而在伊朗事件中，两者都被描述得很正面，且报道量只有韩国事件的一半。从新闻价值的角度，伊朗事件因为跟美国人直接相关，应当有更高价值，但为了协助美国政府努力防止事件演变成危机，美国媒体不仅早早结束报道，而且没有报道任何伊朗方面意见或新闻发布会。可见，美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成为传达政府态度的平台，反映的是政府政策而非现实状况。

　　三、国际新闻与主导性意识形态

　　我们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深潜于组织和个体的价值观和态度。虽然美国媒体讳言意识形态，但这些不会明文书写的因素却对新闻报道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事件越是符合某个组织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标准，就越有可能变成新闻。甘斯曾将美国媒体主要的价值观概括为八种：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领导权。但就国际新闻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三方面：

　　1.报道发展中国家时人权议题优先

　　源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人权”概念在美国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道义原则，而总是和各种政治、经济目的捆绑在一起的。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倾向于边缘化友好国家的政治异见和人权问题，而对不友好国家则突出处理。在美国媒体看来，不属于西方社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人权问题，而且人权议题要高于贫困、健康等基本的生存发展议题。以关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为例，这次会议有将近19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但如果排除关于会议东道主中国的报道，美联社只有46%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报道，而且以西方式的人权观念（包括新闻自由观念）为报道中心，忽略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人民需求。与之相对比的交流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则72%是第三世界国家地区报道，更多关注发展、贫穷、教育和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发展中地区的关注点和观点才得以体现。

　　在人权议题方面中国报道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诸多研究都发现美国媒体侧重从人权角度报道中国，而且有意无意将人权作为推进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工具，体现了很强的不公正性。Li发现《纽约时报》在1987~1996年的十年间，以一个稳定的比例持续不断生产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而且主要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人权人士作为消息来源。即使是一些无关人权的主题，美国媒体也会从人权角度来进行报道。例如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新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媒体主要报道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扩散使用这两个议题，而美国媒体则一直高度关注大陆的网络审查和控制管理议题。南非学者Moyo就美国CNN电视网对中国2008年西藏事件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认为CNN精心选择从个体角度叙事，回避复杂的历史，将西藏故事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对中国人权现状的诋毁并置，实质是以人权的伪装来推进全球自由市场。

　　2.政治与经济分离

　　美国媒体不仅对不同国家的报道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对于同一国家不同领域的事务，报道标准也可能不一致。在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美国媒体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报道态度分离，政治及其相关领域报道的意识形态烙印明显，经济领域报道则遵从实用的原则去意识形态化，关注经济的实际成效及其与美国的关系。

　　Bublic曾做一项实验，分别给美国和印度记者提供同样的一些有关美印经济关系的材料，比较两国记者的报道视角和对材料的处理方式。材料内容既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也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侵害人权的事实。结果发现，美国记者聚焦于美国投资以及对更多投资的预期，但并未报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侵犯人权的信息，虽然人权向来是其报道发展中国家的焦点议题。美国记者解释认为这是美印经济关系的议题，而非人权议题，也就是说，他们将经济问题和人权等政治问题剥离。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这是有关美国和印度双边经济关系的话题，将侵犯人权和美国联系上显然不合适。

　　另外一项很有趣的研究是比较美国电视新闻采用怎样的框架来报道韩国和日本。韩、日皆是政治上亲美的国家，只不过韩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结果发现在涉及政治的抗议示威报道上，即使同样是反美驻军的抗议活动，对两国报道差异甚远。对韩国报道主要采用混乱框架，示威者被描述得极具威胁性，而且很少提及示威背景。对日本的报道则采用民主框架，充分交代背景，将示威描述成日本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的一种展示。但是，在经济议题上，美国媒体对两国的报道框架都比较积极，对韩国经济采用的是合作框架，而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对日本经济采用的则是竞争框架。

　　3.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尽管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报道，记者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带来的认知偏见在所难免。在一项针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的调查中，当被问及记者自身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认同是否影响其报道时，记者们都承认这种偏见确实存在。记者Luyendijk以自己五年驻中东记者的经历，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典型表现：一是记者不熟悉地方语言，生活方式也与当地社会脱节，导致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无知和偏见。二是评价的双重标准，如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声称以武力确保安全是“鹰派”，而巴勒斯坦同样的声明就会被称作“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三是片面的选择性的报道，如在CNN电视网中关于中东的报道总是充斥暴力冲突的画面，但事实上，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时间，这里的生活与全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两样。四是报道框架选择，同样一个事件可以有多种解释方式，而每一种解释方式都代表着某种立场和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