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观（professonal ideology）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特定职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是社会对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人员的较为恒定的角色认定，海外有学者译作“专业理念”或“专业意理”。社会生活中职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巩固的职业，人们对其从业者的角色认定也越明确。如医护人员被称为“白衣天使”，邮递员被认作“绿衣使者”，教师被视为“园丁”、“红烛”等。职业观是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指导具体的职业工作和职业行为。特别是当一种职业观内化为从业人员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时，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时候这种自主性可能达到与职业组织力量相抗衡的程度（Tuchman,1978）。

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时代、不同体制、不同新闻观念、不同价值取向的新闻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职业观。通过考察新闻职业化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概括为三种：鼓吹者、旁观者、参与者。必须指出，这里的“鼓吹者”、“旁观者”和“参与者”只是一种描述性概念，不含价值判断色彩。我们认为，用它们来描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观是合适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对以下三个问题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1、从事新闻工作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即为什么从事新闻工作？2、怎样从事新闻工作，即新闻工作者干些什么进而是什么？3、新闻工作者将以怎样的立场和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

一

从新闻传播职业化的历程看，鼓吹者是最早形成的一种职业观。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过程开始于近代报纸诞生以后，而我们知道，近代报纸是伴随着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诞生的，它们一开始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此相对，封建专制政府先是制定严格的管制政策，以限制报刊的出版发行，随后便学会自己办报或利用报刊来维护其统治。因此，正如新闻史家业已指出的那样，传播新闻和信息起初只是报刊的附带功能，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才是其主要功能。当资产阶级获取部分权力、阶级地位得到相应巩固时，内部的矛盾和纷争也随之开始暴露。“政党报刊”（1）正是这种矛盾和纷争的产物。坚持所属党派的立场、宣传所属党派的观点和主张、捍卫所属党派的利益，是一切政党报刊的共同特征。可以说，政党报刊把早些时候政治性报刊宣传鼓动的功能推到了极至，报刊完全成了各种政治喧嚣的机器、党同伐异的工具。“鼓吹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闻职业观，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一定政治集团的“喉舌”，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宣传一定的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一批很有影响的政治性报刊或政党报刊。这无疑是“鼓吹者”作为一种新闻职业观得以普遍存在的实践基础。绝大多数政治性报刊都积极倡导鼓吹者的职业观，包括无产阶级党报。事实上，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这种职业观得到了更加系统、全面的阐发，并在其报业实践中不断得以巩固和加强。概括起来，持鼓吹者职业观的新闻工作者坚持认为：报刊或媒介是为政治宣传而存在，它们本身只是手段，必然要服务于一定阶级、一定党派或一定集团的政治利益；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是政治宣传员和鼓动员；他们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应该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政治态度。

集权主义是这种职业观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如弗雷德•赛伯特所说，“当印刷术在西方传播约二百年后，集权主义理论提供了决定大众报刊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关系的唯一基础”。（2）集权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类天赋智慧不同，真理一开始只是被少数有智慧的人所掌握，这样一来先知先觉者启蒙、教育后知后觉者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而报刊是传播和宣传真理最有效的工具，报人也就成了天然的“鼓吹者”。集权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集体比个人重要，个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在现实社会中，集体的一般形式表现为党派、共同利益集团或阶级等，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国家。从这样的基本前提出发，新闻事业必然成为一定党派、共同利益集团或阶级手中的工具，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具体的新闻工作者只能充当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或组织者。在集权主义新闻理论指导下，“鼓吹者”眼中的“理想受众”或“期待受众”是被宣传者或受教育者，此时传播者往往有一种“天下为师”的启蒙主义心态，对受众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我启你蒙”，“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必须知道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这是一种“传者本位”或“传者中心”的立场，其间组织传播的特征较为明显，传播方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

通过办报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以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这是早期报人的普遍心态，马克思、恩格斯如此，王滔、梁启超同样如此。而实现这一办报目的最直接、最便捷的传播体裁是言论。这就是早期绝大多数报纸轻新闻重言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重视言论已经成为党报的一种风格或传统。只是随着新闻传播业的不断发展，受众需要的不断提高，新闻本位观念才不断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传播一定的思想观念影响、教育受众，还是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满足受众的需求？党报选择了调和的方法，即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调和集中表现在典型报道和“用事实说话”的客观式报道上。典型报道是通过选择典型、报道和宣传典型来带动一般，指导工作；而“用事实说话”则是通过事实说明和表达观点，即用事实进行宣传。两种报道方式都服务于“鼓吹者”的传播目的。

“鼓吹者”是党营媒介和多数国营媒介所普遍推崇的一种职业观。所谓“党和政府的喉舌”便是最形象的说明。应该看到，作为“鼓吹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这从马克思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马拉办《人民之友报》、梁启超办《时务报》，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办的《劳动周刊》和延续至今的各级党报身上都能够得到充分证明。《劳动周刊》的宗旨就是“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但同样应该看到，这种职业观忽视甚至抹杀了新闻工作的专业特征，降低和弱化了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限制了新闻工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社会生活中，每一种职业化的分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专业特点，这是该专业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条件。抹杀了这种理由或条件，该专业就不可能获得自身应有的社会地位，也难以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向全社会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是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新闻传播业得以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上没有其他任何职业可以承当这项任务。新闻传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正是通过报道事实、影响舆论来确立和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旁观者”的出现确实是新闻传播职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

二

作为一种职业观，“旁观者”的诞生与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大众化报刊”相联系。大众化报刊开西方现代报业之先河。这类报刊起初多为个人所办，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党派后台，因此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小心避免介入政治斗争或党派纷争。此外，追求大量发行以赚取较大利润也是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既能使自己避免得罪某些实力集团，又能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从而为报纸赢得利润。后者正如曾任美国约翰逊总统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分析的那样：“意识形态浓厚的报纸，其销路必然局限在赞同这种意识形态的一小批抱有党派偏见的人范围以内，而销路如此小的报纸是不可能赢利的。”（3）可见，置身事外进行客观报道可以产生一石双鸟的效果。正是“大众化报刊”所奉行的一套实用主义方法奠定了现代新闻事业的基本工作原则，作为一种职业观的“旁观者”是这些基本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典型特征是将报刊的性质界定为社会大众的“耳目”，把报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应该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记录和报道事实，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是是其应有的职业品质。“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著名报人普利策这段反复被引用的比喻是对上述特征的最好说明。

自由主义为这种职业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自由主义是作为集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理论基石是西方世界源远流长的“天赋人权”和理性主义传统。与集权主义理论相反，自由主义者坚持人生而平等，人类天赋智慧也是平等的，因此不存在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有学习知识、认识真理的能力，只要他们能获取可靠的事实。报刊等大众传媒应该成为人们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的“社会公器”，而不是少数先知者教育、启发社会大众的工具。此外，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才是独立的实体，其重要性居于首位；集体、国家或社会只是个人的组合，它们不过是每个个人有效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报刊等大众传媒首先要满足个人的言论权和知情权，大众传媒不仅要摆脱政府的控制，而且应成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此新闻传播业应该不为任何权力左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在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尽可能把个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权利交给受众。美国最早的《记者守则》中，就提出记者要“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正确、公正与符合社会公益；一家大众的报纸必须为大众服务”等职业道德理念。（4）正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有力支持，新闻传播业的社会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说，新闻工作者手持新闻自由这柄长剑才得以驰骋社会、笑傲江湖。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何以对新闻自由情有独钟、倍加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旁观者”的职业观强调新闻本位，提倡客观报道。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戈布赖特曾如是说：“我的职务是传播事实。我接到的指示不允许我对任何事实发表任何评论……因此，我只报道我认为是正当的新闻，而且力求真实和不偏不倚。”《纽约先锋报》和《纽约世界报》的执行总编辑回忆当时的新闻写作说：“事实、事实，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5）这股重“事”轻“理”的思潮既适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民主革命”，又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至于言论，正如舒曼所言：“评论是社论部门的专属园地，现代报业要求评论和报道要绝对分开，一个是陈述事实，一个是对事件做理论解释，混而为一的危险，一如将教会与政府合而为一。”（6）事实上，持“旁观”立场的新闻工作者并非不重视言论，但在对待言论的态度和处理言论的方式上，他们与持“鼓吹” 立场的新闻工作者则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从有学者对李普曼和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同。李普曼只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才是其主业，他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李普曼传》作者罗纳德•斯蒂尔语）；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报人，他以办报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在梁启超身上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在李普曼身上则渗透着一种精神理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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