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人性的定位
无论赞同还是批评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者，都承认“人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信仰在决定社会类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韦伯斯特《 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经济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当务之急。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严谨灵活的政府机构形式，层次分明的教育制度等，以其现代化成就为模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蓝图仿效之。然而，在经历长久的阵痛和难产后，许多人才象智利学者萨拉扎一样体悟到：“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指数，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国民心态经历的转变同样是动荡和复杂的。“这种复杂体现为文化冲突中价值选择的双重取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在趋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人的心理和行为取向趋向严重的失衡、失范与失控之中。”
（李勇锋·《变革中的文化心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我国社会文化环境经历的封闭到开放、高度专制到相对宽松、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的里程中，国民价值观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舍生取义”到市场经济“效益至上”的两难选择。现阶段政府推行的主导文化是“用高尚精神塑造人、用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主旋律，作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形成的主体文化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引导社会时尚的主流文化则是鼓励创业、追求成功，作为亚文化的大众休闲文化悄然兴起，并形成对主文化的强力冲击。很明显，市场的诱惑下再大谈无私奉献是不太现实的，但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对自己、组织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并以此来寻找个人的恰当位置。
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效益效率，必然要求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这又与现代化所鼓吹的个人自由、个性化不可避免地冲突了。这种深刻冲突的直接结果便是传统价值观的没落、家庭观念的解体、个人社会角色的冲突、心理行为的失衡与病变。
人们渴望回归大自然，去放松身心。曾在世纪末中国风行一时的“西藏文化热”、“雪域情结”等，正是这种现实状况的反映：青藏高原以其特殊的地域因素得以保持淳朴的风貌人情，身处五光十色城市环境中的人们内心又深深保留着对这样纯净天空的向往。然而，随着一支又一支旅行队伍的不断光顾，这片也许是最后的净土必将重蹈被污染的覆辙！
当数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之时，世界更是日新月异：人们被各种信息所包围，被各种制度所规范，被各种角色所负累，为各种竞争而身不由己，为无形但越来越多的压力而焦虑、矛盾、孤独、恐惧┄┄
人们越是追求自由解放，越是感到身心受到束缚：
人们创造财富、追求享受，但是全球每天用于军事开支至少为25亿美元，用于控制生育的开支至少为1200万美元。
人们追求身体健康，但是全球每天至少有800人死于空气污染，15000人因饮水不洁而发的疾病过早死亡，更不用论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
人们疲惫不堪、战战兢兢：担心世界毁于核爆炸，担心受到恐怖分子袭击，担心北极冰川融化，担心爱滋病范围扩大，担心成为突然出现的金融风暴受害者，担心电脑被黑客袭击，担心忘记了信用卡密码┄┄
现代文明和全球化在带给人们愉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们深刻的危机。有学者指出：“现代化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和天的不和谐，人和人的不和谐。”抛开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复杂的地区与种族、宗教冲突暂且不论，具体到每个人则体现为个人内心深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不确定性：人的自然属性被动地出现物质化、世俗化倾向，满足于感官的刺激与放松成为主要休息方式；人的社会属性又被多元文化、过量信息左右。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在增加，深度却不断降低，于是在寻求理解的同时又自我保护，从而更为孤独，不得不借助信息媒体这些虚拟的社区来找寻自我与蔚籍。
价值观的真空直接导致了信仰的误区，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新兴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利用了这一现实，在极端批判社会现代化的同时，标榜自己能解脱人生苦难，进入天堂。这迎合了一些人精神寄托的心理需要，从而使其得以迅猛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去年在我国喧嚣一时的“法轮功现象”正是典型例子。
·个案、陈进兴、1999年台湾岛轰动一时的“白晓燕绑架撕票案”主犯。据《参考消息》报道：在部分程度上，正是新闻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跟踪采访、密集报导，使得警方解救人质的努力化为乌有。陈进兴在残忍奸辱杀害年仅16岁的白晓燕后最终落入法网，临刑枪决前，他在狱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出版《我的忏悔》一书并被新闻媒体大肆炒作；二是改信仰佛教为基督教。针对其书，受害者家属及有关学者均表示反对出版，担心给社会造成新的负面误导。而陈进兴自言更改信仰的理由是佛教讲轮回因果报应，恐自己罪孽深重，难得解脱，而基督教则宣扬忏悔即可得救。
且不论陈进兴忏悔的真实成分，也不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更不论他投身基督教是否能真得解脱。其忏悔举动的本身，就足以证明其自然属性中对生命之留恋，社会属性中良心道德之不安。乐生畏死是人之本能，陈进兴自不例外。不良的价值选择，不法的图财手段，是陈进兴人性中的致命弱点。然而，将他正法以示法律公正、震慑罪犯和慰受害者之灵并大快人心外，本身不能改变既成事实，更不能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陈进兴既是凶手也是时代的悲剧角色。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