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张和清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困扰世界各地的药物滥用、吸毒问题日趋严重。“减少毒品需求和爱滋病预防”以及建立无毒社区，已成为全球努力的目标。我们曾深入到“劳教所”进行调查并建立个案，以后又到“金碧社区”访谈参与他们的活动，发现金碧社区在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支持下在“戒毒治疗”和“戒断巩固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立了社区禁吸帮戒的“金碧模式”。但现在其工作非常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总结，使其向更高层次发展。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供专家和实务工作者指正。
一、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今天，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碧办事处巡津上段居委会的金碧社区已经世界闻名了。这个从1996年3月被选定为国家禁毒委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进行的“减少毒品需求、预防爱滋病”国家试点单位，作为全国唯一的城市试点单位，在省、市、区各级政府、各级禁毒组织机构和公安部门的指导下，广大群众、各界人士的参与下，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至今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的3 人，两年以上的3人，戒断一年以上的4人，一年以下的2 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为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①联合国禁毒署项目官员克洛尔先生评价说：“金碧社区项目工作的成功，经验可贵，应该全面推广。”截止1999年11月底，社区共接待国内（含香港）、省内来访团体经验交流27批460多人次；接待国际来访团队4批98人次。到目前为止共举办戒吸人员学习班105期，包括德国国家电视一台、中央电视台等15家新闻媒体作过报道。②
小小社区为何如此引人注目哪？笔者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金碧社区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南城郊结合部。有居民568人，常住人口1790人，13种民族，流动人口108人，14名吸毒人员。是一个商业网点多，交通便利，流动人口多，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段，项目工作在这里试点并获得成功，对全区乃至全市的“三禁”（禁贩、禁种、禁吸）工
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③
（二）、他们在各类组织的指导下，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结构和工作流程。
组织结构：
（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创造了以“五心”工程为核心的社区预防和帮教工作模式——金碧模式。
金碧社区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在总结小南办事处群众性帮戒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实际，制定了“二帮一”（即两名工作人员负责一名戒吸人员），三结合（？）帮戒方法。为了减少吸毒人员对毒品的需求、提高戒断巩固率、降低复戏率。他们转变传统的说教帮戒观念，矫正吸毒者的不良行为，提高心理素质。为了毒者营造一个学习、交流、自由、和谐的场所，他们组织了戒吸学员学习班（就是小组活动）。在活动中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加于人，自由舒畅。提倡互帮、互戒、互助、自尊、自强、自立，说真话，见行动，靠群体的力量达到戒断巩固的目的。
他们还推出四个针对的帮戒方法：针对吸毒者不同的家庭帮戒；针对吸毒者不同的行为、心理素质帮戒；针对吸毒者的成瘾程度帮戒；针对吸毒者不同的环境帮戒。把帮戒工作向五个方面延伸：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吸毒者家中；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吸毒者心灵中；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单位（有工作单位的）；把帮戒工作延伸到大墙内（劳教所）；把把帮戒工作延伸到社会。
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了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用 真心、爱心去教育、挽救吸毒者；用耐心、信心去点燃吸人员的生命之火，扬起他们生活的风帆；用心换心去唤起吸毒人员的信心的良心。②
二、金碧模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价值
金碧模式源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虽然曾经受到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但她毕竟是中国人探索出的一条成功之路。他们的工作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下的小组工作。借助团体的力量，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系统，使成员建立信心，实现自身价值。社区的7名工作人员全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他们的价值理念是用“父母般的关爱”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以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老有所为”。在这个“父母关爱小组中”共有14名学员（其中男学员8名，女学员6名），他们就象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大家庭中，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下列特征：
（一）、“父（母）爱主义”的价值观念。
在社区中工作人员对吸毒者从称呼“学员”而不是“魔鬼”开始，使学员又一次体会到回家真好。他们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称为“李伯伯”、“王妈妈”，而不是李社长、王主委。对自己父母、亲人不愿意说的话，愿意对这里的“家长”倾诉。正如笔者在金碧社区参加他们的100期小组活动时，一位女学员那对我说道：“？”。
这种家庭式的父母之爱，对金碧社区的工作起着重要作用，学员在润物无声体验中感觉到家庭温暖的同时，也感觉到一种家长的威严。这就是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反价值问题。“社会工作的反价值包括操纵和家长作风。操纵是和社会工作的自由和自我决定的价值相反的……但是对案主的操纵显然是被禁止的不管是利益上操纵其他人还是代表案主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工作价值规范的……个别社会工作者的家式的行为就受到挑战。家长作风涉及到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某种干预限制”①
笔者认为这种“父（母）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社会工作中有比较广泛文化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但我们应该提倡“家庭般的温暖”、“父母对子女的爱永远是博大的、无私的”等这些精神，而应该摈弃那种“家长制作风”。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吸收现代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例如应该学会同理，社会工作者应该站在案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即国外许多学者所说的“同理心（Empathy）”英文的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非常重要，这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社会工作者应该对案主的谈话和行为作出真诚而积极的反映。例如一位案主表达他的感受，他说：“每次吸毒回家，我好害怕见到我的家人。”此时工作者紧扣案主的感受，说道：“对你来说那是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案主感到被理解，接着说：“就是这样，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由此可见，同理的态度越高，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越近，工作就富有成效。
善于倾听也是同理心的表现。一般的人很难对别人的意见洗耳恭听，这是案主对工作者经常抱怨的。工作者必须非常注意地听“他在说什么”、“他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要说”等问题，透过对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