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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在政治上普遍面对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多重民主压力。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此积极谋划对策,注意从本党本国实际出发,在推进本国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体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诸多举措。多数国家可以说取得一定成效,少数国家则留下惨痛的教训。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执政党 政治民主 压力 应对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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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部分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的政治民主压力及应对方略
2011-08-23 16:32:04 来源:学术论文网 作者:代金平 【 】 浏览:648次 评论:0
   
  冷战结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新形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明显增大。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此积极谋划对策,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本党实际的执政模式,走多样化的政治民主发展道路,因此稳固了其执政地位并实现了政局的长期稳定。但也有少数党处境艰难,地位不稳。
  
  一、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政治民主压力与挑战
  
  最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在政治上普遍面对着来自国内、国际的多重民主压力,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动,受制因素增多,行动能力受到局限,出现了多种社会综合症。
  
  (一)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增多并趋于凸显
  其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不少国家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及社会的转型,一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较大分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展。据统计,俄罗斯、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阿根廷占40%,印度则达1亿多人,南非、巴西、秘鲁、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像俄罗斯、南非、印度等国的富裕阶层人口也在快速增长,并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不断向执政党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像俄罗斯等国的新富阶层则公开向执政当局提出权力分享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执政党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增多。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传统的中产阶级落人贫困阶层队伍,加上有些国家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赤贫阶层队伍有所增大。像巴西、印度等不少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时常利用民主的武器来牵制执政党的决策。如巴西的部分农民发起“无地农民运动”,甚至对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执政党劳工党也带来一定冲击。印度的广大农民阶层在2004年的大选中,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印度人民党赶下了台。
  其二,一些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给执政党的协调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多样化日显,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影响明显,部分知识精英时常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要求本国执政党,对现行执政体制进行鞭挞。一些国家妇女参政意愿增强,要求执政当局在实现政治、经济平等上加大力度。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也不时给本国执政党施压,期望满足会员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一些国家的教会组织也参与乃至干预政治,如菲律宾教会支持反对派势力对执政联盟进行施压。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弱小部族、种族要求执政党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或自决权。当今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南非、菲律宾等国执政党大都处于上述多种挑战之中。其三,国内反对党或反对派对执政党所构成的政治压力明显加大。当今亚非拉不少国家执政党都程度不同地面临来自本国反对派的挑战,特别是政治民主方面的挑战更加凸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要求执政党开放党禁,期望通过选举向政党化转型。南非人民大会党指责非国大破坏新党的活动是“民主的倒退”,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观察员来监督南非在200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哥伦比亚几个反对党也曾联手反对右翼保守党领袖乌里韦谋求连任,强调这会动摇本国的民主基础,要通过结束乌里韦的专制统治来挽救哥伦比亚的民主。近些年来,马来西亚反对派阵营在安瓦尔的率领下,高举结束巫统独断专行的旗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打破了国民阵线“一党独大”的稳定政治格局,以此推动本国政治生态向多元化的方向变革。
  其四,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的兴起也对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带来一定挑战。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日益开放,NGO也在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埃及等国目前分别有大约60万、60万、22万、10多万、2万人参加了NGO。这些组织活动范围非常广阔,特别是涉入政治领域的情况日益增多。这使得公民社会、NGO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它们高举民主、良政、公平、自主等口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和治理,参与本国的选举、司法维权和促进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动,坦桑尼亚的NGO还与执政党一起讨论国家修宪问题,尼日利亚的NGO积极推动本国的良政、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活动。亚非拉一些NGO有时还直接参与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的统治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二)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挑战明显增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资讯获取的便利和人们通讯交流的便捷,使得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国家传统的执政体制及方式遭到挑战,执政理念受到外部思想的冲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就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压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因素。西方的民主、良政、政权、自治等观念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亟待寻找新的应对方略。
  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实力优势,加紧推销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赤裸裸地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政治民主”。美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表示,其在全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国家,还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公开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限制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剥夺了自由”,推行的是“暴政”。美国还于2004年初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期望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改造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欧盟也极力配合美国着力推进这一进程;西方又利用经援、人道主义援助等手段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及个别亚洲、拉美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作为其政治民主的衡量标准,要求受援国家“对号入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西方相继把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等多个发展中国家认定为所谓的“暴政前哨”、“邪恶轴心”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公开的打压、政治干预,甚至公开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专制政权。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把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压力付诸行动。它们相继对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施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恫吓和军事打击。西方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党、埃及的穆兄会、津巴布韦的民革运、蒙古的民主党等,来对本国执政党施压。它们还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分化、渗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部分NGO,暗中支持和怂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缅甸等国的反对派掀起“颜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向执政党发难,并在把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赶下台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西方国家还利用宗教活动,借传教布道之机,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思想理念,影响其国民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近期就强调,美国“传教团”比共和党人布什的单边行动对世界和独联体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主要应对举措与制度安排
  
  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对内外政治压力,注意从本党本国实际出发,在推进本国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体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举措。
  
  (一)在内外环境制约下,不得不或者被迫实行多党制,并结合国情进行制度改造。面对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民主化大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没有逆潮流而动,而是推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定期进行公开、透明与自由的选举,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党民主体制靠拢。至今,在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已有大约130多个国家不得不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剩下的多为无党制国家。
  还应看到,那些实行和后来改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许多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多党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性改造,即所谓借“西方的壳”,筑“自己的核”,探索建立符合自身政治发展要求的多样化的政党制度,表现在:一是拉美少数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的国家(如牙买加、圭亚那、哥伦比亚等)实行了两党制。二是多数国家建立了“一党主导”型的多党制,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实行的是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制度,贝宁等实行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三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中亚等国实行以政坛强人为核心的多党制,政权党主要依靠政治强人而起作用,其他政党允许存在但基本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也在多党制名义下实行威权领袖型体制。四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马里等和拉美左翼当政的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则是实行带有过渡性的不稳定的政党体制,执政党也处在重塑过程中。(二)确立并不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权力体制与运作方式。实现执政资源的重组和有效利用,确保执政党较长时期地掌控政局。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实际特别是民族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国家权力构架,多数拉美、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采取总统制的权力体制,部分国家采用半总统议会制或议会制的权力体制。印度尼西亚近期的政体改革突出了国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淡却了总统长期专权的阴影。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通过部族头领、酋长会议和执政联盟政党领袖定期会晤来予以辅助,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至少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平衡,不过度集中于一头。在政府构成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减缓压力,化解矛盾,实行较为灵活的政策。贝宁和马里等国推行由无党派人士出任总统,不设执政党,主要政党基本都参政的模式。津巴布韦在内外压力下,实行执政党与反对党分权的模式,总统、总理各属一方掌控。柬埔寨人民党近些年来即使在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也不搞一党执政,而是拉奉党人阁,向内外展示联合执政架势。
  同时,又要看到,由于全球化、国际民主化潮流带来的风险增多,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权力体制近来出现向“重集权、轻竞争”方向变异的趋势,在宪法上大都实行中央集权式的共和政体,大权集中于个人尤其是执政党领袖,包括俄罗斯和拉美左翼等一些国家近期还推动修宪,延长总统任期或扩大总统权力。俄罗斯把每任总统任期从四年延至六年,有利于日后俄政坛强人更长时间掌权,委内瑞拉修宪则为查韦斯继续谋求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在选举制度上,为缓解内外压力,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放宽了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条件。但是,包括新加坡、俄罗斯、南非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在议会选举上则通过改革选区制、提高议会门槛率等举措来限制小党特别是挤压反对党,增大执政党获胜机率。
  
  (三)确立具有一定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为执政党凝聚民心提供思想武器。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越来越重视利用“软实力”治国,注重塑造为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顺应形势变化和民意夙愿,调整了原先所秉持的较为激进的指导思想。像坦桑尼亚革命党、蒙古人革党改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吸纳部分社会主义的思想。马来西亚巫统则倡导广泛的民族主义,强调无论是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都是“一家人”,提出各族“一家亲”的口号,强调在“国旗下的忠诚”。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包括巴西劳工党、秘鲁阿普拉党等在内的拉美一些执政党在吸纳原民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和推行新民众主义思想,淡化意识形态,在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注意兼容其他思想的有益成分,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反对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主张对外开放,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和保护弱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扩大就业。俄罗斯的统俄党则基于其大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秉承普京倡导的“主权民主”思想,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自主地选择民主模式,探索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民主: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国民思想团结和精神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俄执政当局把“主权民主”视为主流价值观,符合国内大多数民众的心愿,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
  
  (四)稳妥处理与反对派、宗教等势力的关系,减缓体制内外的冲击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实际,对于反对党或反对派的利益诉求给予一定回应,加快政体改革,放宽新闻管制,允许选举中出现“低水平的竞争”现象存在。多数较强势的发 展中国家执政党,把反对党限定于“存在”,但又“不发挥实质作用”的范围内。有的侧重于对反对党的安抚,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执政党重视对反对派的拉拢。埃塞俄比亚革命阵线党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对话、谈判等手段处理同反对党的关系,党的领袖、总统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并形成总统出访必随带一名反对党成员的惯例,从而弱化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态度。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对反对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政策。蒙古人革党2008年对反对派发起的骚乱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同时又拉最大反对党民主党人阁,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政局和社会局势的稳定。针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各国执政党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范和挤压,柬埔寨人民党通过拉拢人权党等办法来分化森朗西党,甚至曾在2005年冻结森朗西等三名议员的豁免权。并判处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民主党在推进政改的同时,又通过修宪禁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航空公司(《邮报》拥有25%的股份)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邮报》进行整治,并乘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五)综合应对西方的分化和渗透,同时又注意吸纳国际上的一些进步思想理念及基本做法。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注意做足姿态,部分地回应西方对其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民主党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以显示其民主、透明和公正。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认为“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的坚定选择”。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非常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注意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的得失及相关思考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针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和挑战时,所应对的矛盾焦点有所不同,所采取的举措各有侧重,因此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国家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数国家则留下惨痛的教训。
  
  (一)任何一种执政体制的确立都必须切合本国国情,反映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诉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族宗教传统等因素的高度凝结,这是决定一国政治体制要素组成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因此一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迄今并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哪一种政党制度、政权模式是公认的典范,一定优越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只要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较好地改善民生,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实现高效施政和政府廉明,这样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就必然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拥护的政治制度。新加坡、突尼斯、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执政党并没有模仿和套用西方政党制度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设计,甚至敢于顶住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其所确立的政党制度运行效果较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部分独联体和非洲国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制度为蓝本,盲目照搬西方来构建本国的政党制度,有的还以此作为融入西方世界的跳板,或以此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反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导致国内党争不断,利益集团厮杀激烈,造成国家政局动荡,有的甚至引发军事政变,以致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像乍得、几内亚比绍、格鲁吉亚等就是写照。
  
  (二)执政党应以变革精神对待本国的政治体制,及时调整,善于进行制度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执政党作为本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或引导力量,应当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敢于对传统的政权体制、政党制度进行适度和必要的调整革新,改革过时的体制机制,补充新的内容,使之保持一定的生机与活力。执政党要以开放的战略眼光看待当今的世界,打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善于吸取对己有利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对某些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则,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坦桑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巴西、秘鲁等诸多国家执政党近些年来都进行了权力体制的改革,针对宪法、党政关系、选举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党的自身建设以及与反对派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调整,缓解了内外压力,取得了主动权。也有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在调整中改革力度过大,尤其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重大转向,导致改革失控,反对党坐大,自己丧失了执政地位。在亚非拉国家还有一些执政党不思改革或者改革失误,导致党自身陷入困境乃至危机中,教训深刻。
  
  (三)民主的发展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保障,要以改善民生、最终服务于广大民众为根本目标。民主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民主不能当饭吃,现代民主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当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也难以维系和持久。安哥拉、南非、毛里求斯、突尼斯、土耳其、摩尔多瓦、智利等不少国家执政党善于利用民主武器,将本国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资源与国际资源,转化为执政党施政能力的提高,为国家经济发展谋求实利,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使民主最终化“虚”为实,人民得到实惠而支持它。而像科摩罗、乍得、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国以为实行了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不思如何发展、提高执政能力,而是等待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施舍,这样的民主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经济发展,民众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甚至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科摩罗现今的发展程度甚至不如一百多年前的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这样,结果往往就会导致党争和利益集团的恶斗,直至发生军事政变,中断民主制度。因此,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没有经济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民主是脆弱的,最终也难以持久维系。
  
  (四)对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要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周旋,也要坚持原则。当今的世界是北强南弱、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世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会改变,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势的实力地位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压力和内政的干预政策不会改变,发展中国家应做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突尼斯、叙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作为执政党应当讲求斗争策略,注意避开西方的进攻锋芒,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技术层面可以作出一些姿态或者让步,必要的话也可以对西方的压力和要求主动作出一些回应,减弱直至释放西方的关注力度,以此改善自身的外部生存环境。但同时对于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也不能一味地迁就和退让,原则不能动摇,在核心问题上一定要敢于坚守立场、顶住压力,否则就极有可能像一些独联体国家那样引发“颜色革命”,导致当权者狼狈下台乃至凄惨流亡他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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