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让人感兴趣的问题。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就是运用国家权力的力量保护和增进公民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福利，就是保障公民权利至上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过吗?从来没有。
　　关键词：资本家；资本主义；私有制；财产权利；政治制度
　　
　　一
　　
　　追名逐利是人类的天性，资本主义就是这种人性的体现。中国人一样有这种天性，梁漱溟和冯友兰认为，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不是钱财，而是做官，所以，中国再独立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读书人并非如此，而是采取迂回的路线追求钱财，就是先读书，然后做官，通过做官来发财致富。而读书人之外的其他中国人，比如工商农之类，则直接追求钱财。没有钱财，任何人都别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中国的资本家可以分为官僚资本家、贵族资本家以及没有官僚和贵族身份的民间资本家。其中，官僚资本家因为手中的权力，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积累大量的财富，一方面，他们掌管着君主或国家的资产，容易把这些资产占为己有；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盘剥其他社会阶层。当然，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一旦失去这种权力，其财富就如同泡沫一样，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比较起来，那些纯粹的民间资本家尽管可以通过拉拢腐蚀等手段从官僚手中获得一些权力和利益，但其积累财富的速度恐怕要慢一些。从小商到大商，再到巨商，往往要经过一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
　　现代西方资本家所经营的那些公司，往往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虽然在几千年前就有资本家，但没有能够持续几百年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包括那些民间资本家，如果能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同?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资本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中华大地上萌芽过。
　　
　　二
　　
　　中国古代资本家和现代西方的资本家都要接受市场规律的考验，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或者继续生存或者被淘汰出局。但是，中国古代资本家，除了要承担这些经济风险之外，还要承担西方资本家所没有的政治风险。中国资本家所面对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内部战争，二是帝国的政策。战争需要费用和开支，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持。资本家没有别的资源，只有金钱这种资源。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立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从高祖刘邦直到末年的哀平帝时多次将豪族强宗迁徙到关中。”前120年，汉武帝实行针对商人的算缗。不仅对车舆征收重税，而且工商业者必须按拥有财产价值的6％纳税。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告缗。大规模的告发使得那些被发现对财产申报不完全、估价不实的“中家以上”的完全破产。他们的土地、奴婢与其他财产都根据皇帝的命令被没收充公。
　　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帝国长期以来采取抑制和打击商人的政策?工商业发达可以增加帝国的税收，可以安置因为人口增加而形成的大量流民，为什么从秦始皇以来，一直都采取歧视、抑制和打击商人的政策呢?我们习惯于从儒家学说中寻找原因，当然，儒家意识形态是蔑视商人的。但是秦始皇不相信儒家，依然消灭商人；刘邦对儒家不怎么尊崇。同样抑制商人的发展，所以，从意识形态方面解释这个问题，总是不充分的。我认为，帝国采取这种政策。恐怕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自由竞争的商业本身的缺陷。商人的追求就是利润，为了追求利润，往往不择手段，甚至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这和帝国追求的稳定目标是不协调的。越是需要某种商品的时候，商人往往越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人心恐慌。古代中国没有现代的那种智慧，用法律手段规范自由竞争的秩序，而是运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用消灭工商业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二是商人所拥有的财富和势力是游离于家天下政治体制之外的。许倬云说：“商业活动创造的财富，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会成为一种由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集团所固定和把持的资源，这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是商人自己的，同时，在大型工厂主和巨商那里，还有他所直接役使和控制的成千上万的雇工。商人所有的这种财富和势力在家天下的体制之外，因此为皇帝的家天下政治体制所不容。皇帝的这种体制允许个人拥有私人财产，但数量上不可太多，从皇帝的利益说，人民只要养家糊口、繁衍后代就可以了。帝国所要求的士，是帝国奴才那样的士，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帝国所要求的农，是小自耕农，不是豪强地主那样的农；帝国所要求的工，是小手工业者，不是大型的工厂主；帝国所要求的商是小商小贩，不是巨商大贾那样的商。除了皇帝独大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大。这些小民的财产没有法律保护，随时都可以被皇帝拿走。帝国和商人的关系，如同农民和猪的关系，当瘦小的时候，就把它喂养起来，一旦长大了，就拉到屠宰场杀掉。
　　三是市场利益上的冲突。皇帝虽为一国之尊，以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也插手经营工商业。从汉武帝以来，朝廷本身就实行盐铁专卖，垄断经营，因为这两项产业关系国计民生，有丰厚的利润。唐朝不仅盐铁专卖，而且酒茶专卖。明朝皇帝经营矿产和地产。官僚阶级往往是官僚、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四位一体，这样，皇帝和官僚就和那些民间商人处于竞争状态，当然，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因为皇帝和官僚手中有民间商人所没有的非常可怕的武器，那就是枪杆子和政治权力，他们间或使用这种武器，置民间商人于死地。许倬云说：“政府不仅专营盐铁，而且通过对其他商品的买卖牟利与一般私营商业展开了竞争。”
　　更深一层地说，为什么中国有资本家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西方却发展起来了呢?因为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社会是个一元化的社会，而西方封建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君主、贵族、教会、法庭等多种政治势力博弈，商人阶级周旋于这些政治力量之中，寻求不同势力的保护，通过君主买来自由的权力，与贵族联合迫使君主做出更大程度的让步。中国商人只有皇帝及其政治体系的保护，离开这种保护，或者被这种政治体系打击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依靠，真正处于孤苦无告的状态。

三
　　
　　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运动，一个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技术的、精神的、信仰的等许多方面，其中最根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政治制度。没有这种政治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有三个层次的政治意义，一是不得侵犯公民自由的权利，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荷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有过“大权利宪章”，国王不得利用政府的手段，侵犯公民的财产权。财产权是人权的基础，就像哈耶克所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国王不得利用行政手段逮捕和伤害公民。这些内容在古代中国简直无法想象。皇帝杀人如儿戏一般，做皇帝的最大学问就是两个字：杀人。西方近代以后，唯一可以剥夺公民生命财产的是法院。西方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力量。中国古代法院一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是皇帝和政府系统开办的，不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公民之外的第三支力量，而仅仅是行政系统或者说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西方社会中。是行政机关、公民或议会、法院三支力量相互牵制，中国因为长期的奴化教育和专制统治，臣民成为官僚系统的附属物，使社会带有明显的一元化的大一统的色彩。
　　二是利用政府的力量，为资本家保驾护航。政府成为一种服务机关，在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同时。通过立法等手段规范竞争秩序。政府利用其他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如威尼斯的海军为威尼斯的商人保驾护航。吴思说，一个中国的货轮公司聚福洋行每年花相当于上百万元人民币的银两买来一面法国旗帜，他们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五六个法国士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法国人倒卖给中国人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
　　三是政府所有的事情，必须由公民说了算，包括政府机构的设立、领导人的任免升降、政策的制定、内政和外交、战争与和平等等。这是最根本的，没有这种意义上的政府，就保证不了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这种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不仅使国家打击资本家的政策无法想象，同时消除了内战的威胁。因此，西方的资本家就就不会像中国那样隔一段时间来个彻底的毁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限制君主和政府的权力，君权至上，君尊臣卑，官贵民贱，对于君主和官僚贵族来说，人民就是奴隶和牛马，其生命和财产是随时可以剥夺的。作为长期生活于君主官僚专制下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由老百姓来选择君主、官僚和顶头上司。当西方社会用法律手段明确规定公民的个人生命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时候，我们却动用行政手段查抄资本家的财产，用武力手段消灭私有制；当西方国家用海军的力量为资本家保驾护航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易动用司法手段把资本家投入监狱和劳改队；当西方政府为公民所选择、罢免和解散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家和老百姓却长期生活在任政府和权贵们宰割的环境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大问题了。资本主义就是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就是运用国家权力的力量保护和增进公民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福利，就是保障公民权利至上的一种砖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