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1)。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浅层次上看，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而从深层次看，由邓小平于改革初期“明确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此相配套的“在制度上”所需要的“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尚未完全“做”到(2)，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正在将我国现行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明显地突现出来，把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任务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不能导向社会的和谐
　　
　　从文化的发源上讲，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3)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看，儒、道两家都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以“和谐”为其共同的精神追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抑制主观意志，以此构想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蓝图(4)；认为统治者应当顺从民意，并提出了建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争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关系的途径(5)。儒家更是追求“和谐”的典范。不但设计了以“和谐”为理想追求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而且提出用以实现上述和谐社会的手段是礼制，就是以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道、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原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模式。“礼”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礼的文化品格就在于这种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精神”(6)。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好的最有生命力的规范体系”，它既是先哲们用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途径，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并保持社会稳定和所谓和谐的工具，而且“礼”的观念至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诚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也不乏所谓“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稳定与发展的短暂时期，但总体上说，正如著名学者吴思所言，“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天道和王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使王朝更替成为帝国专制制度对过度失衡的社会的一种自我校正机制。”(7)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以礼教所支撑的政治模式，因“对德性教化的过分倚重而对以法为形式的社会制度建设顾此失彼的忽视，由于这种对法制形式的建设的忽视，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对君主绝对权力缺乏有力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民主参政又没有坚强的制度保证，而使其所坚持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和流于空洞。”(8)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由礼制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命运。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所缺乏的正是民主法治制度和观念，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
　　二、西方社会依靠相对完善的法治制度，使其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纳入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创造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不但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而且以此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无论西方文化中有无和谐的观念，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十分有效地发挥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功能。从西方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依靠制度创新而崛起的个例来说，“必须承认，美国的成长史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应该被看作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今天世界上的200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制定了成文宪法就是一个明证。”(9)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依靠民主与法治制度创新而崛起的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如果我们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民主与法治”视为社会和谐的首要特征，那么，尽管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只是服务于美国社会有产者的制度，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治那样是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服务，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就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而言，却似乎又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宣称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方面，发挥了更为确实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种不同质的民主制度分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尚处于其实现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而其出发点与实际功效之间难免会有较大的距离；而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其功效与人们的期望往往比较接近，因而更易于体现出这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民主与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对于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们的去向选择作为判断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那么，美国在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涌向美国社会，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放言：“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10)这表明美国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不仅协调了国内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人心，而且还有效地调动了世界各地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当然，上述两个角度对于说明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样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提供一定的线索。
　　
　　三、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
　脱胎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