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制度国家关系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体系。它既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又包括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虽然是对立的，但也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随着两种制度的发展和变革，这种统一关系则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主义因素在增多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能否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理论或认识问题。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因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它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恰恰与这种结论相反。马克思说:“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他还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恩格斯也说:资本主义“现在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端是现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端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垄断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准备。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可能性的同时，还用他们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实践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企业发展这一现象时指出:“股份公司这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意义时指出:“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合作生产和合作社发展的意义时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他并且认为，股份公司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地扬弃”，工人的合作工厂则是对它的“积极地扬弃”。列宁在谈到合作社发展的意义时指出:虽然“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但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仅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从理到实践充分肯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越多，离社会主义越近。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比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年代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这突出地表现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揭示的所有这些“新社会的因素”—股份经济、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工人合作经济和职工人股等一一都有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总之，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资本社会化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关系和资本组合方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当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不能不受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恰恰是这种制约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因此，决不能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将其与“资本主义和平长人社会主义”的理论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某些资本主义成分不可避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都是继承与否定的关系，继承发展先进的成果，否定扬弃腐朽的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是例外。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先哲圣人主观臆造的，它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把它视为人类向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迈进的一个不可少的基石和阶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过程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虽然并非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都要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应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他严词驳斥了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与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的论调。他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此外，还应看到.任何社会制度，在其形成的初期都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封建社会在由奴隶社会演化中产生的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保留着许多奴隶制残余;资本主义社会在由封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着许多封建制度的残余，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保留着女王制就是突出的证明。同样，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不可能立即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因素。这在经济制度方面更为突出.:例如，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确定这一目标的同时，从来没有要求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全面消除私有制。相反，他们明确指出: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这一论述，是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理解两种制度的关系尤为重要。它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包含一些非社会主义因素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从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要任务是加速发展生产力。因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扭转和抛弃了昔日那种追求社会主义纯洁性、公有化高水平的“一大二公”和“穷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吸收和借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越来越多，而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要，逐渐形成了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并非完全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兼容性。
　　两种制度国家关系与两种制度关系有联系也有区别
　　如果说两种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关系的话;那么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的则是民族和国家利益关系。原则上说，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这两类国家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非超阶级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各自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但是，民族和国家利益更为具体，更为复杂，它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受历史、民族和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说两种制度所体现的阶级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抗性的话，那么同在一个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不同制度国家关系则有更多的因素和理由要求和促使它们合作和和平共处。总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既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因素，也有相互联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因素。考察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同时看到这两方面。至于这两种因素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则要看具体的时间和条件。其中，相应国家当权者的国际战略和方针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对抗与合作混杂是两种制度国家关系的基本实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战前几十年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虽然有过激烈对抗，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交往、合作中度过的。是列宁倡导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交往和合作政策，为苏联的和平建设赢得了时间，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战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战前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那种互利合作关系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形成了新的冷战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面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拨乱反正，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党在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改革开放居突出重要地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与这些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正常关系居突出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两种制度国家在其发展中一直是相互借鉴的。战前苏联借鉴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经验则更多。例如，凯恩斯主义、戴高乐主义、罗斯福新政等国家宏观经济调节、发展国有经济、推进福利政策以及职工参加管理等举措，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影响下实行的。但长期以来，在冷战和对抗思维主导下，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竭力掩饰这种事实，尽管双方都从这种实践中得到了很大实惠。
　　合作因素增多是两种制度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剧变，给两种制度国家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急剧减少，力量大大削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另一方面，美国成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恶性发展，国际社会主义敌对势力更加嚣张。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最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前一时期形成的合作趋势能否继续，成了需要深人研究和观察的新课题。纵观各种因素，我们的认识是，这种合作的趋势不仅会继续，而且还会进一步发展。
　　第一，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国内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相当普遍和突出的趋向是，各国的战略重心都在向经济方面转移，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科技实力和发展能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生存能力和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科技竞争虽然也会产生冲突，但这种竞争的核心内涵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商业利益，社会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更加淡化或在更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利益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圣战”将更加困难，美国和西欧国家对华政策越来越难以统一已是明证。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将进一步增强。当然，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还很不合理，国际剥削仍然存在，甚至在加强。但昔日那种以邻为壑、置对手于死地的政策已不符合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尽管美国的某些反共反华斗士在冷战思维支配下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却难以阻止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中国这个日益庞大的市场上谋利的愿望和努力，美国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也不会甘心把中国这个有利可图的庞大市场拱手让给其竞争对手。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己经与世界经济接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中国已成为吸收外资的世界第二大国，外贸总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其中70%左右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往来。随着加人WTO，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必将进一步增强。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加深，两种制度国家的经济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一体化，这必将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合作进一步增强。
　　第三，随着世界的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利益都在增多和增强。诸如生态和环境、世界经济协调、全球性金融震荡和危机的防范、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和反恐怖活动之类的问题，不仅与世界各国生存枚关，而且也不是个别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虽然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中，不同类型国家的利益仍有矛盾，但它们的共同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多于和大于分歧。例如，对于最近美国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由于美国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和霸权主义势力而幸灾乐祸，而是同声谴责恐怖主义的.非人道行径。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大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声言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对手”，但也主动与江泽民主席通话，希望在反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以上种种趋向说明，虽然在两种制度国家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对立和合作的因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变化，合作因素在增长，合作的趋势在增强。我们之所以强调和突出这种合作因素是因为:首先，它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向，并非单纯的主观愿望;更为重要的是，两种制度国家的合作符合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它既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当然，我们强调两种制度国家加强合作趋势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不能对国际反共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丧失警惕。但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主题的今天，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基础在增强，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和途径在增多。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摆脱冷战思维的干扰，把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利合作的基点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