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先进文化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儒学　共同价值
　　论文摘要：文化现代性就是指要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笔者所要探讨的问题——对文化现代性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
　　马克思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本质的体现，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认识和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之所以把先进文化称之为和谐文化，表现在其价值取向是有利于全人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在心灵自由、身体健康、财富均衡分配等方面获得最大满足，最终实现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并存而共荣。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文化自觉。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只有用一元化指导思想整合和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建设，才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文化是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文化现代性的一根“红线”。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曾经有所谓“世纪末的悲哀?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批判对人性的异化，把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出路作为主旨，建构真、善、美之统一的人类精神境界，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正是对人的“单面性”的超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性的主体，就是强调人的尊严与自由，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人以主体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创造、享受、内化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公众话语”，来真正得以实现。人就是通过生活世界，自觉选择实践环节来实现人的需要和满足，从而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随着实证科学的泛化与技术统治的深入，人们的追求集中在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上，“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越来越被程序化了。因此，人的期望以及某种意识被深深地解构了，人所扮演的角色，在一种“物是人非”的境遇中，人就变得“无能为力”和“力所不及”了。道德沦丧、文化艺术商品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功利化等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导致人们表现出对处境的担忧、对前途的彷徨，特别是对丧失未来可能性的顾虑、焦灼。所以，只有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探寻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
　　纵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还要追溯到人类的发展形成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东西方自然环境及地形地貌的差异所决定的。翻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的河流基本都是东西走向的，在河边及附近居住的原始人类，不能随动物的迁徙而奔走，一年要面对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后代，开创了钻木取火，以及神农氏的谷物等植物的种植技术，从而出现了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生活模式。由此靠感觉和经验来判断的方式，自然就成为了东方人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为此出现了东方古代科学的盛行与发展，奠定了东方文化的感性基础。而西方的地貌大多是南北走向的河流，在一条河流上会同时跨越一年四季的气候与温度。古人类可以在不远离河流的地方进行狩猎，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而且动物的迁徙也不会远离河流，所以，古人类就会随着动物的迁徙而发展成为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如何精准地捕获猎物成了他们思考与创造的契机。因此，严谨的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自然就发展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根脉，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渊源。最终决定了西方的理性基础。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更新与发展，使得东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在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东西方的差异也自然在缩小，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走向融合。
　　三、从“儒学”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谈文化现代性，就要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追究人生的动力与意义的来源。而中国的儒学文化的稳定性、延续性以及包合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国百年思想史来看
　　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与当今的“现代性”观念是不相吻合的。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完善的折衷方案遭到否定。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竭力强调中国的儒学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技问题，因为儒学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体系中，几乎没有科技的一席之地，而科技正好是侵略与反抗的“工具”，所以人们对儒家的治国方略抱着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反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方式的侵略，这也正是主体价值丧失的结果。

(二)从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进程来看
　　中国儒学文化在20世纪8O年代中期曾一度被批判，中国到底是向传统文化寻根，还是转向西方?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很快进入现代化国家之行列，就是因为中国儒学文化“有问题”，直到李泽厚的《中国近现代史论》一书的出版，让人们在理性思考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也直接影响了2O世纪8O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来看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的独立性越强，人与人的依赖性也越强，因此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他人于不顾。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接踵而来的便是精神危机，当我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精神上的缺失感反倒日益严重。这正是价值理性匮乏的集中表现。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让人们心灵上得到充实，让人们时刻感到自己是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分子，是家庭成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学会尊重生命。
　　四．从韦伯的“祛魅”来解读文化现代性
　　按照被称为“欧洲近代文化之子”的韦伯的观点来看，文化现代性就是世界的“祛魅”，是宗教世界观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新教和传统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宗教禁锢人的精神，而新教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世俗的生活，恢复了人的本性。所以，只有打破了人类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制度和行为，才能够进入到“现代”的境地，而传统主义不允许任何创新的尝试，所以也封杀了进步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人们在思想行动上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利益的计算，他认为只有在西方，尤其是中古时期的欧洲，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一个“底版”，是现代性的根基，并且能够产生实际的力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不能只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西方的某种“精神气质以及人的个性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按照韦伯的观点，现在的“道德观”是从宗教信仰中发展出来的，它借助于科学经验，获得了自主规范性，而其中的根本，是西方独具的理性精神。从韦伯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程。在世俗和宗教事物被加以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表述为经济、政治、审美、等诸多价值领域的分化。
　　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宏观意义上讲，工具理性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从微观上讲，它是对人性的抹杀和对自由的威胁。而价值理性关注人的总体性，即人的命运与尊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象一体两翼、一车二轮，如果一旦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人自然就会陷入一种依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彼此互为前提地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是同一事物属性的两个方面。但是，从启蒙理性发展到经典理性，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只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韦伯把他所处的时代定位为“可计算性”，人们把一切关系变成了达到赢利目的的手段，完全丧失了价值理性。理性的片面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性的危机”，从根源上说，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是主体性，可以说，现代性的危机是主体上的危机。主体自身的缺失，即人并未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体，也可以说，主体性原则出现了缺场，如果达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效应，那首先必须建立在“人为人自身立法”的基础之上。
　　人作为主体，那么支撑人的隐性力量也就是文化的力量。经济的单方面发展越来越成为了一场精神上的灾难，是人类生活质量不断降低的最直接的表现。因此，文化现代性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保持中国儒学文化所蕴涵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包容性，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认知态度和实践行为方式，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现代人的实践行为和思维方式，拯救现代人的困惑、彷徨与焦虑，使东西方文化从差异逐渐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对文化现代性的哲学解读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