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和研究问题,是十年动乱时期被“左”倾思潮搞乱了的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十年动乱破坏了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正常环境,中断了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工作。十年动乱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为科学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78年8月12日庞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提出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此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文章,到1984年9月26日到29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孔子讨论全,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表明研究孔子与儒学的新热潮己经在全国范围形成。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所以,严格来说,在这个时期没有写出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性论文和专著。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文化工作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学术环境比较适宜。因此,儒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观念更新较快,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和水平的研究成果。 
　　方克立教授和李锦全教授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两辑、还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专人与专题研究系列。除《学案》、“辑要丛书”外,还有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八种),封祖盛与景海峰编的《当代新儒家》、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及罗义俊与陈克艰编的《理性与生命》等。最为重要的是全集的编纂与出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马一浮集》、《三松堂(冯友兰)全集》、《马一浮先生遗稿续编》、萧萐父与汤一介二先生主编的“熊十力论著集”,萧萐父与郭齐勇合编的《熊十力全集》、牟宗三先生的著作“讲座系列”数种和巨著《心体与性体》等。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但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抛弃儒学转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把中国人的希望建立在西方的学说上。然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总括起来,“儒学四期说”将以工具本体(科技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统。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前景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百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历经了曲折与坎坷。应当坚信的是,随着中国当代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推进,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儒学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通过新的角色定位、新的内容选择、新的功能发挥而获得新的生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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