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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探讨，但很少有从传媒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布迪厄的传媒理论因其自身过强的逻辑性、学术性，很少有人对他的理论进行颇为深入的研究。而布迪厄的传媒理论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尤其是他对资本与文学场概念的提出与深化，使这一理论更加充实。布迪厄的很多理论都可用到杂志、社团等的研究中去，但是目前为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因此，本文将两者进行结合，通过媒介的理论来研究现代的杂志报刊。        论文发表
“五四”是一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时代，《新青年》这一文学杂志高举新文学运动的旗帜为“五四”打响了第一枪。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时，正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四年，但中国的面貌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的冲击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央政权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手中，多数中国人的面貌并没有改变，南方革命党人虽然进行各种武装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大多数人还是受封建君主思想的侵蚀。满怀政治热情的陈独秀因在反袁斗争中呐喊了几声，就被迫流亡日本。在这样的局势下，陈独秀更加明白了仅仅靠军事与政治斗争进行反抗是远远不够的。当他重返上海后，毅然决定用思想文化作为武器来唤醒民众，尤其是希望把进步的青年联合起来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因此，他创刊《新青年》这一杂志来作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人，通过宣传进步思想，改变国民的意识来配合“五四”运动的开展。由于这一杂志创刊人的背景与思想从而决定了这一杂志日后的发展方向及其社团的性质。《新青年》创刊之始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反响，于是，陈独秀就通过各种渠道同文人学者们进行约稿，与此同时，他还和撰稿人不断在杂志上以不同的名字进行投稿和争论来吸引读者的关注。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逐渐形成了同人局面，由此开始，《新青年》在文坛上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席位。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拥有绝对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在同人们的积极努力下，《新青年》不断地向前发展，通过在场域内外的“斗争”，聚拢了大量的符号资本，成为了当时最具权威的杂志。     论文发表
在文学场中，《新青年》与其他的文学杂志一直存在着竞争。这种内部“斗争”是已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希望获得统治地位的作家之间的符号斗争。斗争的目的在于通过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获得在文学场内的支配权与统治权。新生的作家经常用新的文学价值来废除当下文学观念的合法性，以增加自己的符号筹码，来获取在文学场中的资本占位。《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之时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自出版以来“销售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在1916年出满1卷6期后不得不暂时停刊。但中国时局的变化为《新青年》提供了一次发展契机。袁世凯死后，孔子的思想在当时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于是，陈独秀在复刊后的《新青年》中对这一传统经典思想进行了批判，借此提出自己的文学与政治思想。可见，“在有限的场的内部持续出现的变化来自场的结构本身，也就是对抗位置的共时对立〔统治者丨被统治者、至尊者丨新手、正统丨异端、衰老丨年轻，等等)"。《新青年》旨在一个“新”字，用新的思想、新的价值来对抗以往的思想价值体系，重建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来增加自己的符号筹码，以获得符号资本，改变自己在文化场中的被统治地位。在以陈独秀为主的新青年同人们的努力下，《新青年》开始逐渐显示出它的影响力，并在1917年销售量最高达到一万五六千份之多。
当时有很多的大型杂志正处在勃兴之际，像《申报月刊》《语丝》《甲寅》《新民丛报》等。《新青年》凭借自身对政治局势的敏感度以及各路名流作家的加盟，使得它在杂志市场的大潮中占据了大量的文化资本，逐渐拥有了在文坛上的话语权力。在场域中，“每个行动者都程度不同地谋求获得更多的资本，从而获得支配性位置。”^而《新青年》就是在场域内部的竞争中获得优胜的杂志之一，从开始的无人问津，勉强支撑，到后来的销量过万，并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渠道。这不得不归功于《新青年》领导者对文化资本的抢占。《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各种文章，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妇女、语言、道德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还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此外，为了扩大影响，也便于与读者之间沟通，还设立了“通信"、“随感录"、“读者论坛”等专栏。通过以上的方法，《新青年》已经占据了大量的符号筹码，再加上众多的享有一定盛誉的文化学者的加盟，像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的积极摇旗呐喊，使这一杂志紧紧抓住了它在文化场内的统治地位。   论文发表
在文学场中不仅存在着内部“斗争”，还存在着外部“斗争”。文化场与权力场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与制约。文学场拥有自主性，其发生发展要经过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也即在场域内部获得话语垄断权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学场可以脱离政治、经济等因素而独立存在。文化场在权利场中处于从属地位，权利场域是构成其他场域的基本场域，每个场域都处在权利关系之中。《新青年》发展中就受到权力场的影响和制约，虽然一开始闭口不谈政治，但是随着日后时局的发展，新青年的同人们发现政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在媒体中得到一定的反映，而这在《新青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影响媒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治。《新青年》从创刊之始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不断地表现出政治热情。他不加掩饰地发表众多的政治文章，并且还“‘劝’说他人‘做关于政治文章’”。④陈独秀作为媒介人不断地向公众传递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在面对胡适等人的责难时，陈独秀也给予了有力的还击，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讲道：“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陈独秀从开始就希望借助文学界的思想革新，从而促进社会革命的发展。《新青年》在1920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这一专栏。这就为共产党的创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陈独秀等人通过杂志引导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对时局的关注和宣传，使其更为家喻户晓。《新青年》通过与政治场的配合，使得这一杂志具有了政治的色彩，占据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人们购买阅读《新青年》，并不仅仅因为杂志自身的文学逻辑，同时也是由于它与权力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与政治的潜在联系，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望，从而使得它的销售量达到万余册。
文学场处在永无休止的符号斗争之中，而进行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符号资本，从而在文学场中占有主导地位，进行资本占位。《新青年》为了占据一定的社会空间，不断地获取符号资本，牢牢地抓紧那个时代的话语权，并通过场域的“斗争”使它在媒介中占有权威性的地位。
在《新青年》初期，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陈独秀动用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邀请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进行邀稿。为了在社会上受到更多的关注，主撰们通过鼓励人们投稿来为《新青年》造势，吸引更多的读者，占据大量的读者资本。在因战事停刊半年后，《新青年》为了重新占领市场，获得话语垄断地位，开始邀请颇具声望的文人学者加盟，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使得《新青年》一扫之前的尴尬局面。随着《新青年》影响的扩大，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北京。背靠北京大学这一高等学府，北大师生们积极参与投稿、撰写，使《新青年》的发展更加迅速，占据了充分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自1918年开始，《新青年》的大量稿件均由新青年同人和北大师生们共同完成，形成“以报刊传媒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时的《新青年》已经把握住了绝大部分的市场。   2000论文网-论文发表|发表论文|论文发表网
虽然《新青年》并不是当年最畅销的杂志，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无法代替的。这不仅因为《新青年》占据了大量的符号资本，还因为其特有的经营方式，使得各种资本之间得以相互转化。“资本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使《新青年》占据更多的符号资本和社会空间，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制定文学规则的权利。  论文发表
《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杂志之一，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打着思想改革的旗号配合革命运动，宣传革命政治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青年》为文坛风气的改变做了很大的贡献，如宣传西方思想，提倡白话文等。虽然配合着政治运动，但是其对文学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新青年》通过场域的内部斗争以及同权力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获取占有了大量的符号资本，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当时它的销售量并不是最多的，但它却具有很大影响力，在文学场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获得话语权和价值垄断地位。《新青年》杂志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文学史上仍然拥有重要的资本占位，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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