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加速，加强对地名的规范管理工作显得日益紧迫。文章以武汉地名为研究对象，归纳出武汉地名的四种结构形式，即“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并概括出武汉地名的六种命名方法：说明法、借词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从而进一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并对武汉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出相关意见。
　　关键词：地名 结构方式 命名方法 地域文化
　　
　　地名是一定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约定的专有名称，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简单地说，也就是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的名称，地理实体和行政区域名称构成了地名的两大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曾说“文化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地名也就是隐性式样和显性式样的综合体。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复杂的地名现象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外部也就是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结构形式，是作为地名的显性形态而存在的；地名系统的内部主要由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生活发生联系的多种因素构成，是地名的隐性内涵。地名的显性形态是隐性内涵的外化，要受到隐性内涵的种种限制、规约；同时通过对地名的显性形态进行描写、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把握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观念，从而揭示地名与文化的深刻关系。
　　一.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1.“专名+通名”型
　　1.1.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
　　c.主谓结构：石榴红村、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
　　d.并列结构：武汉法国街、东风阳光城、湖北东湖大厦
　　e.数量结构：一一六街、一二一街、二七花园、八一路
　　1.2.专名为复杂的结构类型
　　这种结构的完整形式为“专名+通名+通名”。“专名+通名”作为一个整体转化为另一个新地名的专名部分，原通名的指类功能消失，附加其他通名形成“转类地名”，原地名多为路标性地理实体，新地名在其附近。如金珠港湾、莲溪寺路、团结村路、解放公园路等。
　　2.“专名”型
　　一个地名中只有专名成分，省略了通名部分，一般来说是种不完整的地名形态。近年来由于人们为包装产品求新求异，使得这种地名迅速增加，常见于各种楼盘、公寓的名称中。这类地名多为四音节词，且“2+2”型要远多于“1+3”或“3+1”，赵元任分析原因为3+1的3多为2+1或1+2，仍能造成2+2的效果。如银湖翡翠、山水星辰、华城新都、澜花语岸等。
　　3.附加型
　　附加型是指把表数字、方位、大小新旧等性质的语素粘附在通名或某一专名及原地名前。附加语素起定位作用，位置不定，一般分前置、后置两种类型。其中较能产的附加成分是表方位的“东、西、南、北、中、上、下、前、后”及表性质的“大、小、老、新”。如西港、东港、东湖、老北湖、小洪山、大郭湾等。
　　4.多层结构型
　　一般多为“专名+通名+专名+通名”，由“专名+通名”型叠加而成，前后两个“专名+通名”分别表示大小不同的两个地段，这是应地理实体数目增加的需要，在原地名基础上增加区别项的结构形式。如四官殿仁海路、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中华路汉阳门、蔡甸三眼桥等。
　　二.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及特征意义
　　地名的命名方式是指造出、发展出地名的途径，是对地名的扩充方式在纵向平面的动态考察。通过语料分析，我们归纳武汉地名的命名方式主要有：说明法、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等。地名的意义主要包括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基本意义主要是指地理实体的类型、方位、范围等；附加意义包括特征意义和隐含意义，特征意义指该地的自然景观、经济文化背景、历史人物事件等，隐含意义指人们在命名地名时对该地的认识及寄寓的愿望。
　　1.说明法
　　说明法是指大量地名通过其命名方式可以立知其命名意义，或是表明地理位置起到标记作用，或说名该聚落地居民的姓氏，或说明该地盛产的资源或曾作为生产、商贸交流、宗教祭祀场所的历史背景。该方法在武汉地名中运用最广。
　　1.1说明地理方位
　　地名与生俱来就被赋予与地理位置、方位无法解开的渊源关系，地名最为突出的功能即为标记作用。在武汉地名中有许多这种以地理方位命名以说明地理位置的例子，如“沿江大道、拦江路”标明在长江边上，洲尾街、洋湖大道、堤后街、上堤前街等均属此类。
　　1.2说明人口姓氏及来源
　　在古代常常人的姓氏得源于地名，如古代诸侯大夫的封地采邑等。据清代黄本骥《姓氏解纷》中收单、复姓3795个，按照书中解释约有一半以上的姓氏是以 “地”为姓，包括封国、封邑、食采、出生地、祖籍等。现代地名也有以古封国、古村镇来命名的，如湖北随州市（春秋随国）、鄂州市（楚鄂王封地）、樊城（古代樊国）等县市的得名。但后世往往出现地因居于其地的氏族而得名的现象，这多与氏族的迁徙有关。这种命名方式在武汉的聚落名中最为常见，如马家庄、陈家湾、熊家台、徐家棚等，反映的是最初驻足该地始建村民的姓氏。再如很多聚落往往包含两个姓氏，如乔木湾、程杨湾、尤李村等，反映的则是该聚落主要的姓氏包括两大家族。
　　1.3说明手工业、商贸发展、宗教建筑
　　武汉出现了不少因行业命名的地名，如筷子街、玻璃街、洋油坊、打扣巷说明这些地名曾经作为手工业生产基地兴盛一时；再如高坡店、叶麻店、十里铺、孟家铺、张家铺这些通名为“店”、“铺”的地名反映该地曾作为商贸集市而存在；再如火官庙、龙王庙、长春观、四官殿、青菱寺、归元寺则折射出该地曾经、现在作为宗教场所的信息。

1.4说明军事设施、官署衙门
　　武汉以旧官署衙门、文化设施、军事设施及编制命名的地名也较为突出，如察院坡、抚院街、都府堤、粮道街等传达出武汉历史上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再如御书楼、学府街、崇文坊、文昌阁等说明武汉是一座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城市；如辎重营、汉防营（今汉防街）、戈甲营、广埠屯等说明武汉在历史上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
　　1.5说明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这类地名多含褒义色彩，表吉祥、发家发财的美好寓意。如地名祥和苑、升官渡、怡博苑、仁寿路、吉庆街、平安路等。
　　2.派生法
　　派生法主要是由原生地名附加某种成分派生而出新地名的方法，既无需另起炉灶又点名地理方位。随着武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类地名也日渐增多，最为常见的演化关系就是“对称地名”和“联称地名”的产生，此外还有附加序数词的方法。
　　2.1对称地名
　　主要是附加“大中小、南北、上下、新老”等词义相反相对的反义词。如知音东村、知音西村，上堤前街、下堤前街，下钱东村、下钱西村等。
　　2.2联称地名
　　通常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原生地名各抽取部分缩略合成一个新地名的造词方法。如武汉市的得名就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减缩造词后的结果，再如其他宋徐湾、肖陈湾、程杨湾、尤李村等都可看作是联称地名。
　　2.3附加序数词
　　通过在“街、道、巷、路、村”等通名前附加序数词，形成序列化数字地名群。如康居系列的“康居二路、康居三路、康居四路”，古田系列“古田一、二路”，再如将军一路至七路、常青一路至四路，将东西湖吴家山地区的一支沟至九支沟改名为一清、二雅、三秀、四明、五环、六顺、七雄、八方、九通等路名。
　　3.借词转化法
　　借词转化法是指很多地名中往往借用别的名称转化而来，并加上一定的通名，多起纪念意义，也是运用名词联合短语构成的“熟悉陌生原则”的典范，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与武汉密切相关的如由人名、事件名、典故、其他城市名转化命名一些街道聚落。
　　a.人名：中山路、黄兴路、张之洞路、张自忠路、张公堤
　　b.事件名：二七街、八一街、首义路、广埠屯、九女墩
　　c.典故名：钟家村、落驾山、卓刀泉、梳妆台、楚望台
　　d.城市名：北京路、广东巷、四川路、江西路、福建路
　　a中分别为缅怀孙中山、黄兴等人；a中为纪念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武昌起义、广埠屯源于明代楚王的仓库名广埠及屯田制、太平天国起义；c中为追思高山流水、楚庄王平叛、关羽卓刀、万历太后礼佛、楚王朱桢不忘父恩；d中现象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
　　4.形象命名法
　　形象命名法是在武汉地名的命名中多使用比拟的方法，即借助想像力把甲事物模拟作乙事物来写的修辞方式。如金鸡山、狮子山、元宝山、凤凰山等。比拟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造像“，创造情景或景象引起人们的联想。
　　5.缩略法
　　缩略法是从中国的古籍经典中提炼压缩有关含义赋予地名古雅的文化内涵。如一元路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义。与一元路平行的还有五条路，直通二至六码头。为相互对应， “二曜路”路取“日月光曜”之义；“三阳路”取“三阳开泰”之义；“四维路”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义；“五福路”取“寿、富、康、德、命名为五褔”；六合路”取“六合同春”之义。
　　6.谐音雅化法
　　谐音雅化法是指原来本地有一个名字，但是比较俗气不雅，往往以接近的语音所代表的高雅化的词语来命名这个地方的地名。如武汉的积玉桥，原称鲫鱼桥，后谐音雅化为积玉桥。同样的还有武汉的珞珈山原名为落驾山，“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
　　三.武汉地名与地域文化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与载体，并与文化的共生共变，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独特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武汉地名充分体现了武汉的地形水文以及历史文化特色。
　　1.武汉地名与水文地形
　　多湖、多湾、多墩、多桥，约占武汉地名的13%。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众多的湖泊和河流，几乎曾占据了武汉整个地域。含桥、口、渡、湾的地名非常的多，这也反映出武汉市的水系比较发达。众多含墩、台、塆的地名则说明因为湖泊众多，人们为避水害需筑堤围湖并垒土为墩，以营建居室，形成聚落。多“场、坝、坪”说明武汉地处江汉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人口集中，聚落密布。
　　2.武汉地名与移民文化
　　武汉地名成了“江西填湖广”的一部 “活教材”。相比较其他城市的地名，我们发现武汉地名中含有姓氏的特别多，这些姓氏地名多是从明朝开始有的，且其祖先多为江西人，如杨家湾、尤李村、马家庄等。这与从明初开始明末清初达到高潮的人口大迁移有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这一地名现象的最好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人的宗族家庭观念，而武汉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更为血缘族群提供了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3.武汉地名与历史传统
　　3.1荆楚文化
　　武汉是荆楚文化的腹心也是荆楚文化重要的传承地，在地名中也可见一斑，体现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经典故事类，与高山流水有关的“钟家村、琴台路、知音路”，与楚庄王有关的“落架山、鼓架山、清河桥”等。
　　3.2三国文化
　　武汉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国，称为夏口，苏轼《赤壁赋》中“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夏口即武昌，武昌是现在鄂州市的鄂城县，至今武汉地名尚留三国印记。
　　a.与关羽有关的：卓刀泉、洗马长街、藏马洞、关帝街
　　b.与鲁肃有关的：鲁山、鲁山城、白马洲、鲁肃湾等
　　c.与三国故事有关的：如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等。
　　4.武汉地名与世俗文化
　　一个城市的大街、大道多由政府、文人来命名，但是小街小巷多由市井乡民随意命名，并流传下来，这类地名往往能够反映城市的世俗文化。如搞条街、杨簸箕湾、王麻子河、光秃岭、新屋熊等，名虽不雅但却折射出武汉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征。而如仁寿里、升官渡、平安路等则反映老百姓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愿望。
　　5.武汉地名与时代发展
　　如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一系列地名如首义路、民主路、民权路、民生路等；与殖民统治有关的梅神父路、巴黎路、洋园、渣甸路、猪巷地名的演变等。进入新中国后，前进村、向阳村、跃进村、红卫村等带有浓重时代气息的地名在武汉也十分常见。由于近年来武汉与台湾交流合作密切，出现大量以台湾的市、县名做专名的地名，如台北路、高雄路、澎湖路、马祖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具有标志意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地名的结构形式以及命名方法的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反映出的武汉地域文化特点。
　　地名是时代的标志，地名常常随着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时代更替、人口迁移、科技发展、经济进步、文化繁荣而发生更改，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不同的地名。但是另一方面地名的产生发展变化却往往滞后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社会的变化。武汉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做好地名的管理规范工作有助于确保城市中系统内信息交流机制的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城市地名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并有助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与升华。一方面要保持地名相对稳定，能不改的尽量不改；如若必须更名，应审慎地把握武汉地名的命名规律进行科学论证；无论更名与否，都不能切断历史文化血脉。另一方面要努力解决重名现象、一个地名多种书写形式，做好地名标志以及地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将武汉地名“数字建设”。

　　参考文献：
　　[1]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
　　[2]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
　　[3]董玉梅：《武汉老地名》，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4]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彭建新：《武汉老街巷》，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6]程干庭等：《武汉地名志》，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7]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汪端宁：《武汉地名与荆楚文化内涵》，《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9月。
　　[9]董玉梅：《武汉三国地名中的吴国名》，《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