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回顾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因素，而中国纪录片的理论界对此尚未作出明晰的甄别和理性的判断。本文旨在对这三大因素作理性上的思考与分析，使我们对纪录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今后中国纪录片的选材、定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纪录片；现代化进程；EDF效应

中国纪录片较之西方起步较晚，但现阶段已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态势。回首上个世纪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始终影响、刺激着中国纪录片的进程：

第一个因素是如何处理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从纵的、历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进化（Evolut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第二个因素是如何处理中与外，主要是中与西即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关系，这是从横的、共时性的角度亦即从文化传播（Diffusion）的角度来看的，姑且称之为“D线效应”；

第三个因素是从上述纵与横、时与空的交叉亦即从文化功能（Function）的角度来如何处理“文”与“用”的关系，也就是纪录片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而在20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则是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姑且称之为“E线效应”。

在中国纪录片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理论的论争、思潮的演变、实践的成败、创作的得失（包括主题思想与形式风格的变化），都无不与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这三个问题往往是纠缠在一起才对纪录片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作用的，这叫作“EDF综合效应”。

一

和西方纪录片一样，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电影的历史，实际上可称为电视纪录片的“史前史”。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式即观察式纪录片。但其发展进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曲折而艰辛的。我们知道，在它发展的初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印记，比如说具有较高摄影、解说创作水准的《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文革”期间，该模式大行其道，阻碍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与追求，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又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纪录片的“工具”属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

待到中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敞开时，纪录片以陌生的眼光打量一番世界的现状后，便开始如饥似渴的吸收起世界纪录片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来。中国纪录片复苏短短的几年后，关于纪录片的理解就不断的丰富起来。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当整个社会都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时，纪录片也在探讨如何改革纪录片现状、向现代化迈进方面作出了努力，但并没有对那种主题先行的格里尔逊式的实质作任何改进。 惟一的区别就是反映的主题切入了新时代的内容，表现方法更具技巧性，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被众人称道，树为典范的巨片，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伏尔加日记》等。

直到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创作水平等方面与西方优秀纪录片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出于对主题先行模式假、大、空的反叛，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生存状态。 在这方面，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作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随后，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毛泽东》、《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远在北京的家》、《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等等。但把“新纪实”运用到极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央视《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题材、拍摄方式的把握上以单一、简捷为主，注意抓取一段或几段有意味的生活流程，加以“过程化”的表现，使细节放大，过程“浓缩”，使“结果”在“过程”的展示中，逐渐地明晰、突现出来，使人感到顺理成章。

在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E线效应”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在这场论争中先后有三种观点。其一是否定批判，认为中国固有的纪录片简直不是纪录片，要想让中国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就只有西化的道路。这就以“文化绝对主义”的偏颇抹杀了中国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合理性，把纪录片的现代性（时）与民族性（空）完全对立起来。正是在这里，“E线”与“D线”发生了盲目的纠缠，造成了一个笼统的以“西”为“新”、以“中”为“旧”的“死结”。这种观点在日后的发展实践中如同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和改造原有纪录片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是求新，求变。纪录片的制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社会变革中的新思想改造纪录片，产生了新内容与旧形式共存的局面。 开始于80年代末的认同与重估的观点至今仍在继续。其特点是从更加“形而上学”的层面上重估与认同传统的纪录片审美价值。叙事结构的完整性、画面语言的静态性、宣传教化的模式性，均被从美学精神的高度加以总结、重估与认同。那些执著追寻人类生命本质，表现民族文化特色的纪录片，洋溢着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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