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历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两大子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者又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课题，不断探索和解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大基本问题，形成了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问题主线。
　　一、时代课题突显了时代的历史方位、突出矛盾和时代痼疾
　　马克思认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时代课题突显了每个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所要破解的时代痼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定位每个时代的历史方位，解决时代突出矛盾，破解时代痼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大基本问题清晰的映照出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突出矛盾和时代痼疾，是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与总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引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旧中国处在新陈交错的历史转点，面对各种道路、各种思潮，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但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科学地认识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自己的经验可寻。于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便向苏联学习，希望能够从苏联那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向苏联学习，探索中国式的革命、建设道路成为当时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现实境遇。在当时，党内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对马克思主义则是唯“经典”是从，将苏联模式与经验以及共产国际的决议圣神化、绝对化，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忽视了中国的特有境遇与现实。教条主义严重脱离中国的具体实践，也严重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使得马克思主义庸俗化，长此以往必然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命力的“终结”。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与教条主义之间的矛盾便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所面对的突出矛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与总结。因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之间的矛盾，而教条主义便是当时的痼疾所在，只有祛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才能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距离被大大拉开了。大力发展生产力，赶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成为当时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所系。可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所形成的种种思想束缚并没有因此而自动破除，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构成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人们对于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使得社会主义发展的宝贵时间在一点一点的流逝。改革难以深入发展，开放难有新的局面，发展瓶颈问题进一步突显。思想僵化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深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首先处理的时代痼疾。解放思想与思想僵化便成了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个突出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便是针对这一突出矛盾，而做出的时代回应与总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尤其是苏共的败亡和苏联的解体更是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提上了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看党情，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员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先进性本性以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内在要求和党的现实境况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的欠缺以及腐败问题、权力的“寻租”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等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所面临的时代痼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便是针对这一时代突出矛盾以及党自身问题这一时代痼疾而做出的回应与总结。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失衡、失范、无序的现象时有发生，持久的高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社会发展中人为性的代价令人触目惊心，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起飞，社会非理性因素滋长，人性扭曲、环境污染、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突显，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何实现传统发展模式向科学发展的转型成为新时期我们必须首先破解的一个发展难题。传统竭泽而渔、单一经济型的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时代痼疾。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失衡、失范与无序的现实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便成为新世纪我们所要处理的一对突出矛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便是对这一对突出矛盾所做出的时代回应与总结。
　　二、四大基本问题的特色：基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定位上的价值选择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四大基本问题，并不是对仗工整的问题拼凑，而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思维体系，是基于中国实际的事实判断、价值定位与价值选择的统一整体。这四大基本问题都是以“什么”为起点，以“怎样”为落脚点，在具体的实践中将是如何、能如何、应如何三大判断与选择统一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问题的逻辑与现实主线。
　　从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到实践客体与建设目标(社会主义)，再到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最后再到实践路径(科学发展)彰显了中国问题的逻辑与现实脉络。“什么”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定位，是我们做出价值选择的前提与基础；“怎样”是一个价值选择，是基于我国国情和时代需求而做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选择。“什么”与“怎样”体现了理论与现实、合规律与合目的、事实与价值、普遍与特殊、传承与创新、时代与民族的统一。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要在科学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使其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特色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要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要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实践去具体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事实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逻辑与现实起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其自身的科学性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首要条件。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种价值选择，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特色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只有符合我们的需要、能够契合我们传统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坚持和发展的理论。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是我们应用它的基本前提，只有实事求是地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才能让中国人民接受这一理论，并自觉地把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应如何”是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所具有的自身价值指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谋求人类的最终解放的“普适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契合之处。“能如何”是中国社会实践主体、客体所具有的现实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与发展的现实规定。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实际发展程度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条件深深地影响并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与传播和被接受的实际深度与广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同样要求我们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定位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社会主义“是如何”，是我们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社会主义“应如何”是我们奋斗与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善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是一个充满自由与公正的“人间天国”，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共产主义。然而这只是个应然，在现实中，社会主义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而是要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为出发点，在“能如何”上下足功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才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理性选择。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既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做出总体展望，又要求 “是如何”进行现实定位，并结合我国社会和党自身发展的现实境况，对“能如何”做出具体的规划。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最大公无私，没有任何私利的最先进的政党，她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对于我们党内在本性的价值定位，也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矢志不渝的目标所指，是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应如何”的具体指向。新时期的党情则是我们党自身的现实境况，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做出的“是如何”判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与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我们党能够做到的现实规划，也是我们党“能如何”的生动表现。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十几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定位，是对于我国发展现状的深刻反思与自我审视，是对当前我国发展“是如何”而做出的一个事实判断。在此基础上，我们认真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当今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应如何”的价值定位。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良性道路成了我们的“应然”的选择。“怎样发展”则是在我国科学发展的总体定位下，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具体的探索可行性的实践路径，这是对我国科学发展这一价值定位而做出了具体选择，是对我国现实境况在何种程度上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主体能力而设计的实践路径，是我国社会发展“能如何”的政治表述。 三、时代课题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与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域经验总结而出的舶来理论，有其地域特色，要使其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则必须使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品质所决定的，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首先破解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问题；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和回答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以达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以中国的话语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并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其民族化、具体化和时代化。毛泽东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解答，形成了其理论的基本构架，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如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根、开花、结果。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与邓小平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是“文革”之后中共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破解的一个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伊始，在面对中国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恢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面目，指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是当时最为迫切、最为关键的任务。回顾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看待社会主义，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结果搞出了一个“半截子”的社会主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必须关注和解答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正是通过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中，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我们的主要教训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指出：“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基本问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下，从人民的发展愿望与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本质、目标和任务，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时代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总体思路下，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党的执政历史方位、性质、宗旨、根本任务和执政合法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把党建设成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核心等基本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为在新的条件下加强执政党建设规划了方向和目标，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视野、新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四)“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与科学发展观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明确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否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的高度。他给出的答案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也把发展看成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脚步在加快，理论创新的脚步也在加快。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解答。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时代给新一届党中央出的课题。科学发展观正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人思考这一时代课题，在回答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产生的。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战略思维，力求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转型，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主体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勾画出了适合当代世界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如果说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要从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中国发展的必要性问题，江泽民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把发展问题同党的建设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强调执政党自身的自觉发展意识。那么，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则是将两者进一步提炼，针对新时期的发展要求，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意义上的发展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时代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