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o年代，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种最新的理论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旨在对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以及对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出路的探讨。他们的可持续思想、生态价值思想、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平衡的生态环境、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社会该以何种模式发展?又该如何对待自然环境资源?如何在发展和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生态危机根源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观点。 
    高兹在他的《生态学即政治》中提出要保护有限的地球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用分散的技术来开发再生性能源，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提倡通过国家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来消除或减少因为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产业发展问题，提倡以一种SHE经济发展模式(Sane"理智的”,Hu-mane“合乎人性的”，Ecological`‘合乎生态学的”)代替原有的HE经济发展模式(Hyper-Expansionist“高度扩张主义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它要求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承载力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张力。这种调整后的经济指标突出了人类的健康与需求，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正义、人性需求的满足、公民愿望的实现、对收入和劳动的更公平的分配、更好的环境保护、更多的生态投人、更高效率地利用可再生性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和更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应转变传统的资源高度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且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口循环经济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可见，循环经济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二.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的扩张，甚至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速度。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核算体系。改变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的做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人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传统的社会经济评价体系中，环境与资源处于一种低价值的状态，这对人们的行为造成一种逆向激励。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不合理状况，从而引导企业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转变，引导人们向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转变。二、生态价值思想与我国价值观的生态转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合理的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力的批判了人类原有的“二元论”思想，批判了人类“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价值取向。他们反对人类为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而破坏自然，主张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和谐、生产规模与生态平衡同步，主张“弱”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不危及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因此，它既是一种追求人的物质和精神全面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为“异化消费”。正如本·阿格尔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和自由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把人的满足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消费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支撑起了异化劳动。因此，他们认为首先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的制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异化消费并不是产生异化劳动和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能将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这种批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思想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并以此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导致的“人类中心论”的主宰下，人与自然关系被简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走的是一条片面工业化道路。一方面推动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实现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从而引发出许多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人和自然平等的价值观，把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倡导绿色消费模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可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我们不能沿袭传统的消费理念，而是要提倡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可持续消费，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它倡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转变传统的只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而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的非绿色消费方式，转向防止污染、追求健康、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绿色消费方式，从而达到人类能够世代和谐生存、健康生存和可持续生存的目的。 
    第三，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法律制度是文明的产物，它标示着文明进步的程度，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首先要改革现行环境执法体制，理顺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解决环境执法主体过多、执法权力过于分散、环境执法比较混乱的现状。最大限度地统一环境执法主体，整合环保行政资源。其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必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起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再次要提高法律监督水平，加大执法力度和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罚力度，使企业在违法与守法的博弈中朝着守法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