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技术批判理论大体上分为两种。其中一种被称为社会学的技术批判，它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批判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另一种被称为生态学的技术批判，它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角度批判技术，探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问题，探讨人类对技术应负的责任。这两种批判都有其进步和积极的方面，并且正是通过批判才能真切地理解技术及其应用的两重性。然而，对技术危机的反省，不能仅仅满足于掂量技术发展的某种有益和有害的方面，而应揭示出更深层的思想背景。对技术问题的沉思，从哲学意义上可以做出一种整体的划分即：超越论和实证论。与把技术看成人类力量确认和文化进步保证的实证论者完全不同，超越论者觉察到了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是其思想根源，他们确信，技术危及了人类自由，技术之路必将是一条死亡之路。在西方社会思潮中，以容格、海德格尔、迈耶尔、埃鲁尔为代表的超越论者因其阵容强大及理论的彻底性而倍受关注。
1　过去维度：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之思索
对技术进行批判肇始，需要界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技术危机的根源何在？在“流行观念”中，令人担忧的原子弹爆炸，被视为技术的真正危险。超越论者认为，技术的真正危险在于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一般说来，危机和崩溃决不仅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和外部的扰动，而是表明了事物本身”。在这样的认识定位上，超越论者把着眼点放在过去，从过去的维度上探求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他们试图通过抨击技术起源，摆脱技术思想，开启一种非技术的理性而使人类获得解救。
(1)现代技术的起源探究
以往对技术起源的探究中，思想史是被忽视的一种维度。超越论者认为，技术思想先于技术本身，他们强调，不是从技术史的角度，而应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和判断技术，才理理解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根源。“不注重观念的历史就不可能获得对现代技术的整体把握，因为这种历史是科学和技术的基础”[1]。
从思想史的角度，超越论者断言，从原始技术到现代技术是技术发展史上的断裂，“现代技术不同于原始技术，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2]。回顾思想史，我们发现，现代技术设定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它所隐含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与古典技术相比确实根本不同。“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念使他们不会对现代技术有兴趣；中世纪注重整体的古希腊整体论哲学和一神论形而上学，引发了基督教思想启蒙，但关闭了通向现代技术的道路。只有当旧的人和世界的观点崩溃后，现代机器技术才有可能出现”[3]。笛卡尔和伽利略被视为新自然观的先驱，笛卡尔宣布了人作为中心的主体地位，伽利略则是第一个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人，“他们造就了新的机械世界观，并宣告了西方文化中的新时期”[4]。
海德格尔认为，导致现代技术产生的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成为中心。他试图借助“主体”这一概念把握住从中世纪到新时代，人和存在本质的决定性转变。海氏认为，新时代以前，“主体”意味着构成存在者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当作事物来构成。当时，“是主体”适用于任何存在者。但是新时代开始时，这个概念的外延被限制到了人的存在。从此，人自身从自然的存在秩序中超拔出来，成为对诸客体具有独一无二统治力量的主体，一切存在者则从与主体的单纯的“对峙”中得到自己的地位，成为客体。海氏认为，含义的这种转换表明“人对自身理解和对自然理解中的决定性变化 ”[5]。自此以后，事物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从单纯对象地位得到自己的本质，在现代技术中，事物变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物质和功能。
在新的自然观中，人成为中心，他被允许对地球进行统治。以回复到上帝之道为中心的新教改革，使人们认识到，通过控制自然，可以成为上帝的臣民。这种思想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现代技术的产生，而现代技术起源时的思想观念中却已隐藏了重重的危机。
(2)现代技术的本质追问
流行观念里对技术本质的探问往往局限于“工具”、“手段”等表面形式，超越论者认为，应深入到问题深处，对技术本身进行探问，否则只会“游离于问题之外，处于无限的漂泊状态”[6]。在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中，容格陷入现代技术的某种魔幻属性；埃鲁尔强调技术的自律性；迈耶尔在因果、量化思维中着墨，而海德格尔在批驳流行观念的基础上，从词源学角度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在西方思想界更具影响力。
海氏认为，技术的流行观念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技术的本质。“正确的工具性的技术规定还没有向我们表明技术的本质”[7]。海氏回到了古希腊去探求技术的本质。在古希腊，技术、艺术和科学是没有区分的。技术不仅有工匠的活动和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当时技术是去蔽意义上，而非制造意义上的一种产生，即“将某物从遮蔽状态带入无遮蔽状态”[8]。海氏认为，作为一种去蔽方式的“座架”(gestell)即技术展现是技术的本质。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展现方式的不只有技术，技术展现也不仅仅属于新时代技术的本质，但科技危机直到新时代才发生，由此可见，导致技术危机的，并不是技术展现本身，而应是新时代技术展现中既不同于艺术展现、神话展现，又不同于原始技术展现的独特的东西。在古希腊时代，物、我为一和谐、完整的整体，是“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到近代，由于科学的发展，受到科学熏陶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物”，人们不再根据它们与世界的整体关系来看他们。“物从他的四重整体中抽取仅如其所是的成为对象”[9]。统一的整体被分为主、客两部分。作为占主体地位的人，把物从时空中粗暴地提取出来。这就使原初世界框架中的事物，失去了它们在最初世界中的位置，从此呈现一种不同的特性，而人则成为主体，成为主导一切自然之物的东西。自此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滥觞，文艺复兴中倡导以人性为主的思流经17世纪科技发展的汇入，随着科学方法日益渗透到人类哲学思维中，人的主体地位更加显赫。以后，经笛卡尔怀疑自然的确切性，及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羽翼更加丰满，人类开始沉醉于科技的伟大，痴迷于理性的魔力。“由于现代技术，……事物唯一的从技术交往中被构造，以至于它们的存在只能显示为千篇一律的功能性的材料，显示为可统治的可耗尽的可预测的对象”[10]。正是这种拒斥与取代其他一切展现方式，使科技交往成为人与世界唯一真实联系的技术展现，引发了20世纪的技术危机。
2　现在维度：现代技术的妖魔化
通常认为，技术为人类提供财富和自由，“技术为所有人的都带来轻松和快乐，……地球上所有通往天堂的障碍通过技术都必须被扫除”[11]。这种论调在超越论那里遭到了无情的批评。由于对现代技术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超越论者认为，技术是危及人、毁灭人类的力量，在技术中，“人作为人已消逝，只是作为一种功能性工作的组成部分”[12]。“设想在无产阶级工业社会（通过技术的发展）剥削会消亡的看法纯属乌托邦和救世论”[13]。
容格以基督教的方式把现代技术命名为“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妖术”。他认为，“无所不及、无所不在的掠夺性开发，是我们技术的根本标志。正是掠夺性开发本身使得技术成为可能并使其发展”[14]。作为一种掠夺性开发的妖术，技术处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技术逐渐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死寂的星球。技术的道路上看不到胜利：“消耗是如此之大，以致吞没了胜利”[15]。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具有帝国主义的特点。现代技术由于其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必定要对任何东西都施加影响，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都不能脱离技术的控制。技术的发展是可怖的，它超越了控制它的人类，反过来吞没了人本身，“技术进程不过是朝向无意义存在的疯狂的最终和最黑暗的爆发”[16]。
自律性被埃鲁尔认为是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他认为，在具有强大自律性的现代技术中，人类已被完全排挤出自己的位置。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将离异它们的原初环境，处于异化状态，“人类生来被造就去吸取新鲜空气，但它们所吸进的是酸和煤气的复杂混合物。他被造就而生长于生命的环境，但他们处在由石头、水泥、沥青、玻璃、破钢烂铁充斥的世界”[17]。
迈耶尔进一步揭示出，笛卡儿的主体论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导致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并最终引发了技术的自律。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与最高价值的联系被割断”，一切东西从技术进程本身获得规范，自然、社会、人逐渐被归结为可计量、可制作、功能化的东西。他认为，在自律技术的扩张过程中，人们被剥夺了他们的个性、自由，成为与大众产品一样的“东西”，结果将是文化的虚无和意义的取消。
总之，尽管从不同的视角对技术进行反思，超越论者共同感受到的事实是：人内心世界的堤防在汹涌而来的物质洪流面前分崩离析了，“人类已经附属于技术的发展并在技术的重负下呻吟”[18]。他们认识到技术和人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技术的完善只能靠量的发展，靠完全可以测量的东西为目标才能实现。与此相反，人在质的不可测量的方面（感情、智慧和美德）则更为优越……，从技术的量过渡到人的质是不可能的 ”[19]。他们最后得出悲观的结论：技术的妖魔化导致的是一个无意义的、虚无的未来，技术之路是一条死亡的不归途。
3　未来维度：不归途中的拯救之道
尽管认为技术之路是一条死亡的不归途，超越论者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可能的拯救之途，他们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长着拯救者”，“我们越是接近于危险，通向拯救者的道路，就开始越加明亮……”[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