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对象的专一化、建制化
工程师伦理问题是研究的基础和重点。许多学者从多种角度分析并探究工程师的道德困境。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工程师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工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但是许多工程师依然对伦理问题关注不够。肯奈滋 K 哈姆佛瑞（Kenneth K. Humphreys）结合工程师在日常生活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指出工程师的伦理困境以及工程职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法律必要性。[5]艾德姆德 西巴尔（Edmund G. Seebauer）和罗伯特 拜瑞（Robert L. Barry）则认为必须明确在工程中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和道德责任，而工程师所面对的大部分道德议题都是来自于利益冲突，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环境意识，以及技术对人们的影响等，这些伦理问题也是不同的。[6]第二是工程师的责任问题，特别社会责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一场“ 社会责任运动”，并席卷了美国整个职业。作为发明创造的工程师更是由后台被推向了前台，成为社会责任的主要载体，而倍受瞩目。爱迪温 T 莱顿（Edwin T. Layton）认为这不仅是工程职业的问题，而且是在合作的社会中寻求尊严和自由，更是现代社会一个普遍深入的主题。广大群体如科学家、管理者、工程师以及其他公众也担负社会责任，才能使工程职业健康的发展。[7]技术哲学家斯代芬 H.恩格尔（Stephen H. Unger ）指出对于技术的后果，应用和发展技术的人应该负有责任。工程师对于技术的后果负有责任，并且他们的任务之一要告知公众技术的可能结果；同时工程师作为一名雇员，缺少对履行任务所负道德责任的自治，所以需要管理部门、法院法律、工程协会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8]但直到今天关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依然是工程伦理学持续探讨的一个话题。第三是关于工程师的角色冲突问题。在工程活动中，工程师角色是复杂的、多重的，作为雇员的工程师与作为管理者的工程师，对于风险、安全、忠诚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亨利 派超斯基（Henry Petroski）认为工程师角色不是单纯地工程设计者，还有多种社会角色，其活动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对于工程师应该做什么的理解需要把握工程师相关角色的关系。 [9]而关于于工程师未来角色定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在《2020年的工程师：新世纪工程学发展的远景》指出工程师应该成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识的人，在商业和公众事务中有领导能力的人，有伦理道德的人。[10]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伦理学发展的途径，是培养工程师伦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工程伦理建制化发展。1985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the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要求美国的工程院校，必须把培养学生“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特征的认识”作为接受认证的一个条件。2000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制定更为具体的方针，当前工程院校正在按照这些方针来操作。但是工程伦理学教育也面临着三方面挑战：第一，工程伦理学的学习如何被理所当然地整合进工科学生所需要的必修课程目录中？第二种挑战，应由谁来教授工程伦理学？第三个挑战，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目标是什么？[11]而与这些挑战相关，罗伯特 迈基（Robert E. McG）采取问卷调查发现，对于工程学生进行工程中伦理问题相关的教育与现代工程实践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鸿沟。而广大学生的期望，即在他们将来的工程职业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却与普遍应用于工程课堂中的工程伦理问题以及在课堂外频繁遇到的伦理问题很难是相同的。这也促成了一个广泛传播并公开声称的信条 ——更好地成为一个好的工程职业者，而不是成为一个负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职业者。而对于实践工程师而言，在最重要的非技术内容上观点是存在分歧的，这也给工程伦理学教师和其他工程教育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2]
工程协会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加强工程协会的认识，理解工程专业规范的变化过程，推动伦理规范内容成熟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在各大工程社团资金的资助下，许多学者对于工程社团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米切尔 迈克迈龙（Michal McMahon）研究了“新专业主义”，发现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指出科学与技术制度化历史中的新方向，在电子工程内部和技术发展的境域中说明社会和职业的变革[13]；布如斯森克莱（Bruce Sinclair）叙述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的百年历史[14]；艾莱克斯 罗兰德（Alex Roland）阐述了关于国家航空顾问协会（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Aeronautics NACA）(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前身）管理和政治的批判历史[15]；特瑞 莱纳德斯（Terry S Reynolds）描写了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历史，提出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与环境以及公共政策关系的议题[16]。由于是职业协会赞助，所以他们的历史很少关注到社会责任和伦理，最多也只是工程协会历史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有利于促进职业协会制度化发展。
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实践化
自工程伦理学产生以来，一直有两种研究方法处于主导地位。一种方法是典型真实事件的案例研究方法，著名案例如挑战者号失事、三哩岛核泄露、福特斑马轿车问题等。比较全面以案例来展开研究的是罗萨 B 品库斯等人（Rosa Lynn B. Pinkus）以美国航天飞机主体发动机(the main engine of the space shuttle SSME)的决策、设计、制造为案例，通过跨学科分析其涉及到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评估，强调工程师是如何识别、表达和解决复杂的伦理难题。并指出三个最基本原则：能力（competence）、责任（responsibility）和西塞罗（Cicero）的第二信条（“保证公众的安全”）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表达和解决在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17]
另一种方法是对于涉及到工程实践活动的概念、规范和原则的理论分析。如马丁（Mike W. Martin）等就利用如功利主义、权利伦理与义务伦理、美德伦理等基本伦理理论，分析并探讨工程中常见的风险与安全、责任与权利、诚实与欺骗等概念，指出他们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指向。[18]戴维斯（Davis）等人也做出有影响的理论分析工作。
这两种“描述性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研究”是韦伯（Weberian）的“理想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聚焦其反面观点。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反而有走向融合的趋势，即大量工程伦理案例的描述也进行理论分析，许多工程伦理理论分析研究也利用案例来证明和说明他们的结论。至于说哪种趋向更强主要取决于这两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谁更有利于找到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