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学术——行政权力”范式之弊

范式意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使之成为该共同体的一种传统，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2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一种“学术——行政权力”范式已然确立起来并以各种方式得到巩固。最初，国内学者们大都是受高等教育管理中现实问题的激发而提出某种价值信念。自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成为最具冲击力和直接性的价值指引，成为最能够集中各方面思想的话语核心。

而大学内部权力分享与分配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所以只能依靠学理依据来获得合理性并进一步追求合法性。据此，任何学理依据只要能够有效支持学者集团的利益诉求，就被迫不及待的“拿来”加以改造以求直接适用，“学术权力” 概念恰逢其时的进入了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野。“学术权力”一词，最具影响的表述出现在上世纪末被译进国内的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一书中，克拉克教授对学术权力进行了外延式的解读，他提出通过观察各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合法权力统治类型，可以提出十种权力概念即个人统治（教授统治）、集团统治（教授统治）、行会权力（前两种混合）、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政府权力）、政治权力和高教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克拉克教授进而指出，“……这10 种权力类型， 至少可以作为具有敏感作用的概念。当它们被用于观察到的学术组织各层次的权力混合体时，就可以把有关现代权力的主要思想集中起来。”3 显然，学术权力这一概念在克拉克教授看来不过是学术组织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的统称而已，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一种对学术组织进行权力分析的路径。但是，对于国内某些学者来说，这样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含有太多的“杂质”，所以要重新“考查一下学术权力的历史演变和当下一些学者对学术权力的界定，就会发现被克拉克教授列为学术权力形式的董事权力、官僚权力、政治权力等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学术权力。”4

二、追问“学术——行政权力”范式之根

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部分此类文章中，论证学术权力受到侵犯、学术权力弱化、学术权力缺失的呼吁成为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因为不断单调的重复给人以深切的愤懑的印象，然而对于其对立面行政权力的评价和判断则复杂的多，至于明确主张行政权力主导的声音则更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