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程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作为一门有别于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的工程哲学。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工程一直被认为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但在哲学发生历史主义转向后，两种不同的合理性走向融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变得时髦的今天，我们对工程这种物质性活动进行哲学研究的进路就再也不能采用传统哲学那种单一的规范化方法，而应该将工程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从多维外部视点来理解。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特性使得工程哲学应该超越传统的规范化方法，而去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工程实践，并在容纳各个外部视点后综合每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
关键词：工程哲学；描述；工程知识；工程实践
Abstract: As a kind of human being’s activities, engineering exists in all ages, but has never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as today. As engineering becomes a chief way of being, it brings forward increasingly serious challenges to society,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Considerations of these problems give birth to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However, we should not look upon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as the extens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ngineering has its own form of culture, with its own sets of rules and bodies of practice--a culture different from science and certainly not a mere appendage to or an application of scien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ve always been supposed to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traditions in Western culture since ancient Greece. The former has been admired for its objective necessity and universal validity, while the latter has been undervalued for its limits of established value judgments and contexts. However, after a historicist turn happened in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two different rationalities whic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present respectively now become merged. It is argued that science, like engineering, is less simply an intellectual undertaking than creative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a certain context, and may and should include such practical wisdom as sophists advocated. Nowadays, a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gain ground, our approach to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engineering as a kind of material activities can no longer adopt such a single normative method a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did. Rather, engineering should be taken as a specific kind of culture activities and be investigated from manifold outer perspectives. Engineering knowledge is neither pure scientific knowledge nor pure social knowledge, for it includes more “know-how” and Peter’s “cookbook knowledge”. Engineers have their own methods, procedures, and bodies of skills whereby they create and construct knowledge. Engineering knowledge is orientated to engineering, and it actually includes such knowledge of action as sophists advocated.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make it paradigmatic for the studies of knowledge / power. Engineering practice should be looked upon as a special cultural activity, for it has idiosyncrasy, and it plays double roles both in and outside science. Engineers design the society as they design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is shaped by a variety of social factors all together. While we choose an engineering project, we choose a way of life. The reaction of engineering to us and our society calls for a descriptiv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rather than a normative one. Therefore we should endeavor to describe engineering practice a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grate all views obtained from various outer perspectives to “cobble together a better description”. The meaning of description lies in that every action clears obstacles for imagination, and develops ability and experience.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description; engineering knowledge; engineering practice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一文中，罗蒂（R. Rorty）要求我们不要将理智的进步看作越来越紧密地符合非属人的世界，而应将理智的进步描述为：“我们在那个非属人的世界的推动下，通过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得到我们所需的方式，重构我们的信念和欲望体系。”[1]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放弃了“你认识了真正的对象还是只认识了其中的某种现象？”这样的问题，而代之以“我是否在对自身的处境进行着一种最可能的描述，或者我能否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这样的问题时，完全的人本主义文化才会出现。
请注意，罗蒂在这里表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正如后实证主义时代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刻反思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科学进步很难表述为向真理的朝近，而是我们如何实现更好的重构。第二，我们应该放弃表象主义的规范方法，而采用非表象主义的描述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罗蒂所说的人本主义，而是利用他的思想来探索一块新大陆——工程哲学。
工程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古来有之，埃及金字塔和中国长城都是伟大的工程。但工程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自开始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程技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经过二十世纪的加速增长，它已成为我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并对社会、政治和环境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工程如何能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它怎样影响社会？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工程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库恩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的。像工程这样的活动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仅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内部”来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透过“外部”视点实现工程的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甚至是政治学的研究。工程哲学应该包容这些“外部”视点，并综合各个视点所形成的视图为工程活动“拼凑一种更好的描述”。如此一来，我们对工程的理解也就不是从对科学、技术与工程等概念的分析着手，而是一开始就把它们描述成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不同文化活动。不过，我们仍然承认科学、技术和工程“三元论”[2] （p.36）的提出是有益，因为它可以不是规范性的分析，而是描述性的比较。无论如何，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们为什么需要工程哲学”这样的规范性问题上，而是聚焦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这样的描述性问题。
一、工程和科学：两种合理性？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工程则是被低估的典范。传统的科学观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知识内容被看作是“自然之镜”，它是自然的正确表象，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相反，以工程为代表的创制活动是视情况而定的，它有目的性、特殊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并受既定的价值判断的限制。S. L.•戈德曼（S. L. Goldman）认为，工程和科学的差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并且表征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群，而这两个概念群可归并到充足理由律（PSR）和不充足理由律（PIR）这两个原则中。[3]（p.167）PSR包含实在、知识、真理、确定性、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等概念，与之相应的PIR概念是经验、信念、意见、可能性、主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PSR和PIR概念群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推理模式，同时意味着辩护方式的不同，知识构成的不同。前者代表的是主流的理性传统，其中必然性起核心作用；后者则与诡辩、修辞、怀疑主义、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相连，核心概念是偶然性。
戈德曼进一步认为，PSR和PIR概念群作为历史事实，反映了西方历史上围绕合理性所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攻击智者，把他们说成是理性的滥用者，是教授诡计让那些不知道善、正义和真理的人赢得辩论的教师，因而根本不是哲学家。但是智者精心“避开纯粹理性和完全正义驻留的领域”，转向“易变的和不确定的行动与交谈的领域”。[4]（p.10）对于智者来说，哲学的目标首先是阐明行动，哲学的方法是修辞。修辞不仅是劝说的技巧，也是通过社会交往对如何更好地行动的发现。柏拉图追求澄明无蔽地进行思考和交流的愿望在智者看来是错觉，使用演绎逻辑的力量来强行获得一致就像“用激情来沉思”一样不合理。当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以是，“对一个人来说，达到最好的行动方法这一目标必须从理解人们怎样行动开始，理解人们是怎样‘度量’事物的，以及他们是怎样把价值赋予他们的经验的。”[3]（p.169）在这个意义上，伊索克拉底说应该称之为智者的是柏拉图而不是修辞学家，因为柏拉图教授的是那些对做决定毫无帮助的智力小花招，而修辞学家在实实在在地追求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由于行动具有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并不存在行动的科学，但这样他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间存在一条理智不能弥补的裂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解释的压倒性胜利让主流的西方文化将合理性建立在PSR上，但在PIR上重建合理性的要求历史上从未间断过。怀疑论者指出，没有任何人提供了一条能判别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准则。他们要求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词汇重新定义知识和理性，因为经验事实就是如此。文艺复兴的一大特点是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正是人文主义创造了历史主义，它为我们带来了情景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编纂了大量的工程教科书，工程绘图也在那时发明，这些大大促进了工程的发展并催生了现代工程。
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确定性的追求》一书中指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个竞争的合理性概念。在杜威来看来，理解科学的关键在于工程。[5]（p.84）他论证说，科学其实是工程的一种形式，因为科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假设的必然性基础上，这种必然性是对在经验中遇到的偶然性的理想化。真正的科学和工程一样是价值负载的，利益化的和情境化的。因此，科学和工程并不是真正地对立的，它们都包含一个将行动的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系统地关联起来的过程。
然而，真正让两种合理性的对抗形势发生逆转的是恩库以来的历史主义。库恩不仅要求我们关注科学的历程，更主要的是去关注科学活动的现场，因为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情景化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本质上不是一项知性的事业，而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受偶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不遵守任何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因此，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我们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用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活动过程，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了什么。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非表象主义者）“并不是将研究看作跨越主客体之间的鸿沟，而是在由人的行为和事物所造成的因果影响的压力下，对个体或公共的信念和欲望进行渐进的重构。”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两种合理性的争论形势似乎调换了一下。而这种调换把我们引向了经验性的描述方法。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讨论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
二、工程知识
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而是二者的结合。显然，工程师要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是工程师的设计知识的组成部分；但这一般不是理论知识的直接应用，而是工程师把理论知识当作概念工具和技巧并以他们的术语加以运用，并同时调整这些具有普遍化特征的知识以使它们适用于特殊的工程问题。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认为，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科学力图解释事物，而“工程指任何组织人造物的设计和建造（文森提增加了操作）的实践，它改造了我们身边物理的（皮特增加了社会的）世界，以满足普遍接受的需要。”[6]（p.6）文森提通过戴维R.•戴维斯（D. R. Davis）发明B-24轰炸机机翼的案例有力地说明，应该把工程看作一种不同于科学的有它自己的形式的文化活动，它拥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实践组织，并且工程师用他自己的方法、程序以及技巧自己建构人造物与知识。在他看来，设计新机翼就创造性而言，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伟大的科学发现逊色。他因此得出结论，工程不单是运用科学以制造技术，它有独立的内容。
85597153
